法国摄影家阎雷:世界能向中国学习什么
陈辉/文
“我去过80多个国家,找不到住处时,裹上睡袋直接睡在街边,甚至一个星期都如此。”法国摄影师阎雷说话时面无表情,眼睛总看着你身后的某个点,他说:“我不怕吃苦。”
阎雷的中文不算太好,比如他说: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拍风光,他们只想让我拍那些……等了一会儿,他才想起“项目”这个词。
今年,阎雷的《昨天的中国》正式出版,那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细节。
和几乎所有摄影师一样,阎雷没有记录下当时北京各中小学门口每天放学时必有的小流氓们,没有打架,没有抢钱,没有恐惧,没有侮辱女生,甚至孩子们的衣服上都难看到补丁,所以,80年代似乎真的成了蓬勃向上的奇迹。
阎雷辩解道,他更喜欢今天的中国,而不是那个时代,他逛过胡同,知道住在里面的人很穷,只有公用厕所可用,臭得惊天动地。他同情地说:“他们每月只有60元可拿。”当告诉他,60元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他一贯沉静的脸上堆满了惊讶。
阎雷是那种活在自己梦想中的人,因为一个梦,他开始了一生的旅行,从没上过班,也没拿过工资,好在他赶上了摄影师的*金时代,旅行杂志的高额稿费,让他足以带着照相机去各地猎奇。但,互联时代终结了这一切,杂志纷纷倒闭,已很难再找到肯花钱买照片的人了。
阎雷今年52岁,孩子才刚刚10个月,他不自觉地比划了一下婴儿的长度:等他长大,自己就真的老了。说到这里,阎雷一脸无奈:“这是生活决定的,我也没办法。”
阎雷的肚子已明显腆起,如今他是商人,帮中国有钱人购买法国古堡和葡萄园,其实他还有一本《今天的中国》,但没有出版商对此感兴趣,也许20年后,人们才会真正读懂它们。不再是摄影师的阎雷有自己的烦恼,“我经常恨自己,已经当不了摄影师了,可每天做的梦依然是这些。”
说着说着,阎雷突然说:“你等我一下,我要先去吸一支烟。”在狭窄的阳台上,阎雷匆匆地把烟抽完,他解释道:因为这是我岳母的家,不是我的。
我的摄影老师是精神科大夫
我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一个梦。16岁至17岁时,我整天梦见在中国旅行,持续了半年多。
我从八九岁起便渴望到全世界旅行,15岁时独自一人去了美国,16岁刚刚回来,正好邓小平宣布将给外国人签发旅游护照,我想,还有什么比世界上最大(阎雷把最多说成最大)的人民的事更重要的事呢?我想与他们在一起,记录他们的变化。
我不断在做梦,后来找了精神科医生,打针、吃药了很久,后来他给我拿来一台照相机,说:你梦见的可能是你未来生活的路线,也许你应该去尝试一下,我可以教你怎么使用照相机,这样你就能跟着梦想去走了。
于是,我成了摄影师。
“中国很大”最能概括中国
我先在法国学了一段时间中文,1982年至1983年在中国台湾,当时那里的生活水准和今天北京已经差不多了,但*治氛围很严格,我去电影院看ET外星人,放映前一个人先讲话,说要“光复大陆”,接着全体起立唱他们的“国歌”,我不愿起立,这让身边的人很不高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唱你们的歌呢?
1985年,我以新闻摄影师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今天也如此,中国不认可风光摄影师,要来中国,只能先找家媒体签约。
那时的中国和今天不一样,自由度小,人们只穿蓝色和绿色的衣服,像回到一百年前,好多地方不让外国人进,普通人也不敢和我们打交道,如果穿一件鲜艳的衣服,会有很多人围观。我在这里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没有”,因为到商店、饭馆,问任何东西,答复都是“没有”。
警察对我们到处拍照感到很好奇,但不敢管,有时会上来问一下,我就反问“你是谁?你把你的身份证明拿出来给我看”,他们马上就走开了,但这样的麻烦很少会遇到。
很多人拿那时的中国类比朝鲜,我也去过朝鲜,二者没有任何可比性,怎么评论中国呢?她就像我学中文时,第一篇课文:中国很大。
我会罚超速司机的钱
我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照片,但从没指摘、批评过,我只关注自然的、文化的和生活的内容。因为我对*治没兴趣,我只想去找那些美的东西。
我去过80多个国家,在印度、中东、南美都生活过,但觉得在中国最舒服,因为宗教不那么严格,当然,今天人们开始把钱当成宗教了,街上跑着各种“吹牛的车”(指豪华汽车),而与此同时,太穷的人仍然很多,彼此差距太大了。
来中国拍照算不上“探险”,这里非常安全,我此生遇到过一些危险情况,但在中国从没遇到过,所以也从没担心过,但开车除外,我找了一个司机,但要求他必须在60迈以下,超过一次,我就会扣他一次工钱。我去所有国家旅行都如此,我不想在坐车时提心吊胆。
当然,刚来时感到不自由,只有那些准备离开中国的人敢和我们交谈,其他人和我们说过什么,要主动汇报,此外不能随便找女朋友,否则会给自己惹麻烦。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今天中国已经全球化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对于这个变化,确实不容易看懂,“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而且我是个老外”。
在北京,我遇到了安迪·霍尔,他教了我很多事,他对我的建议是:“中国的事,要慢慢看。”他觉得我和别的摄影师不一样,我是真正在学习中国、学习中国人民。
看和学习,这是我的工作,而我的观点如何,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中国的变化比我的观点要重要得多,所以我忠实地在记录着,并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把自己的感觉放进去。
那时我年轻、不怕辛苦,曾经4次去太平洋的无人岛上拍照,一次两三个星期,一个人打猎、钓鱼,每天连衣服都不穿,15岁去美国,就套个睡袋在街头露宿,我喜欢在野外睡觉,不吃饭也可以,那时一两个星期洗一次澡就够了。
1989年,所有在中国的外国摄影师都跑北京去了,我却去了侗乡,那里山高皇帝远,虽然听不太懂当地人的话,但他们能看懂我的照片。
世界能向中国学习什么
我从11岁起看《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没有互联,没有数码相机。上世纪80年代,很多杂志买你的传奇故事,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那时我的生活就是“旅游+拍照”,不了解工资、老板之类的事,可现在这个市场没有了,全球最有名的两三百个摄影师都在考虑该怎么办,我现在成了商人,开始做生意。
我常常会做这样的梦:正在拍美丽的反转片,可一醒,什么都没了,现在人们只用数码片。我恨自己,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梦。
今天中国人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影像,因为那时中国社会有一种活力,人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现在则感觉太紧张了,没以前那么放松,当然,今天全世界都如此。
中国好像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计算方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连美国人都不行了,全世界都想向中国学习,可中国究竟能提供什么可学的呢?我觉得,今天中国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计划生育应向世界推广
在我这个年龄,最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我回法国,发现30年前的许多种鸟、蝴蝶,现在都看不到了,水果的味道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法国环境破坏程度不如中国,可如果不注意,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出大问题。
很多外国问我:中国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我的答案一直是:中国人搞计划生育,这个特别好。
在国外,这是个敏感话题,谁都不能说,所以想生多少都可以,但少生孩子可以保护大自然,这对后代有好处。我也很喜欢小孩,我知道独生子女会很孤独,但没办法,想让下一代过得好,我们就要付出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按中国这个办法来。
谁也无法走回头路
我的孩子才10个月,这么一点大,等他长大了,我就老了。
没办法,这都是生活决定的,1998年至2007年,我一直在生病、看病,我得了抑郁症,很多有创造力的人都得过这种病,林肯、罗斯福、丘吉尔、巴顿、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8年,我才找到合适的药。病好了以后,我也老了,找女朋友也不太容易了。
我不知道我的小孩将来会做什么,世界变化那么快,谁知道20年后会是什么样,法国与中国一样,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大。
我跑了80多个国家,最深的感受是大家都一样,只是文化、历史不同,全世界都在上,都用手机,都在看美国电影。最近15年,落后的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少。
面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都会想:如果回到过去,将怎样怎样。但事实上我们都回不去了,谁也无法走回头路,其实今天最核心问题还是人口太多了,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
20年后才会明白今天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时,我拍中国的照片,很多中国官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拍这个?
他们不懂摄影,就觉得西方摄影师专拍中国落后的东西,一定是特务,看我拍老房子、普通人的生活、老妇人的小脚,觉得是在“抹黑”。他们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认为摄影就是拍漂亮的风景,不应该有人,他们只想去拍他们的“项目”,似乎一张没有内容的照片,才是最好的照片。
在国外,新闻机构不会在意*府的感受,这是好是坏,我说不清,因为这样也搞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对此我没有太多的看法。
我也拍了《今天的中国》,可没人对它感兴趣,现在中国人读不懂,但20年后就会读懂了。 陈辉/文
阎雷
法国摄影家,作为摄影自由投稿人来到中国,被评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曾为法国总统拍摄一年*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