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赋闲一个月后，严嵩入阁。[10]
严嵩其实早就看清了形势：嘉靖是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主，夏言则迟早有一天要倒霉。因为皇帝大发雷霆要求夏言上交银章和手敕时，严嵩正好作为礼部尚书随驾在湖北，非常清楚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夏言的行程安排和某些动作不如陛下所愿，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过失。[11]
于是，他决定以夏言为反面教员。
最明显的就是对道教的态度。我们知道，夏言虽然担任过“祈嗣醮坛”监礼使，也为皇帝写了不少青词，但在本质上跟袁炜之流还是不同，入阁以后也以宰相自居，对于宗教活动便难免简慢。比方说，嘉靖异想天开，制作了五顶道士用的香叶冠赐给大臣，夏言便拒绝戴在头上。
表现了明代官员的骑马形象。原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拒绝是对的，因为那原本就不伦不类。严嵩则不仅立即戴了，还要罩上轻纱以示珍贵和虔诚。此外，嘉靖传谕大臣进入西苑只能骑马，严嵩恭恭敬敬照办，夏言却认为这样做有失体统，依然坐轿。如此差别可谓一目了然，而嘉靖恰恰又对臣下的忠诚度要求极高，岂能不十分在意？[12]
结果是夏言下岗，严嵩上位。
得逞的严嵩抓紧时间把自己变成了贪官，就连皇亲国戚都是索贿的对象。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更是贪得无厌，上蹿下跳卖官鬻爵，弄得朝廷乌烟瘴气。实际上他们的贪腐早在严嵩入阁之前就已开始，监察官员也早有弹劾。严嵩的办法是每到这时便上书汇报工作，将所有的功劳归于皇帝，错误归于自己，嘉靖看了又龙颜大悦，浑身舒坦。
有权就任性，皇帝要包庇严嵩易如反掌。比方说，故意找一件事情向他咨询，即便毫无建树也称赞不已。这就等于告诉群臣，那个人是朕欣赏的，你们的弹劾没有用。
不过陛下如此这般，也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拍马屁。至少在他看来，严嵩虽然能力平平，却非常勤奋，六十多岁了还每天上班，从早到晚没有片刻休息，需要青词更是随叫随到立等可取。可惜嘉靖哪里知道，严嵩并不是忠于职守，而是贪恋权力，唯恐那权力在自己懈怠时被分享或者觊觎。
于是，内阁被严嵩独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其他阁臣，竟形同虚设。[13]
这样过了三年，皇帝也觉得严嵩实在霸道，便又想起了夏言。夏言罢官以后，心里虽然闷闷不乐，态度却反倒变得平和。逢年过节和嘉靖生日，他都上表祝贺，还不卑不亢地以“草土臣”自称，让陛下顿起怜悯之心。
其实，当年嘉靖训斥夏言，看起来声色俱厉，实际上却满腔委屈。他的手敕说，郭勋已经下狱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监察官员本是朝廷的耳目，为什么只听夏言的？朕不早朝，夏言也不入阁，在家里办公，成何体统？
看看，像不像个怨妇？
总之，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出于对严嵩的不满，皇帝派使者到夏言家里把他请了回来，十二月官复原职，全称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在严嵩之上。[14]
卷土重来的夏言对严嵩很不客气，甚至公开地毫不留情地对严嵩表示蔑视。起草文件，根本不问严嵩的意见。严嵩任命的官员，则全部罢免。严嵩却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一言不发，反倒带了儿子到夏言家登门请罪。
原因很简单，严世蕃贪腐的证据已被夏言掌握。
夏言当然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严嵩却是为了利益可以不要脸的。他买通看门人，直接走到夏言的榻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在确认严嵩父子态度诚恳之后，书生意气且心慈手软的首辅同意不向皇帝举报。严嵩躲过一劫，内心深处则下定决心要将夏言置于死地，只不过他沉得住气。
事实上严嵩比谁都清楚夏言的死穴和软肋。这个人太想青史留名，也太自以为是，接人待物更是高傲冷峻。严嵩则反其道而行之。即使见了前来传谕的小太监，也要亲亲热热拉着手说话，同时顺便将金子悄悄放进对方袖中。
结果，嘉靖皇帝得到的情报，便是严嵩勤劳王事，常常熬夜撰写青词。夏言却将这项重要工作交给幕僚，自己喝完酒便倒头大睡。陛下当然相信情报是准确的，因为夏言交出的青词确实越来越差，有时甚至还用了旧稿。[15]
不过，真正要命的是复套之议。
套就是河套。这个地方在英宗的时候被名叫“鞑靼”的蒙古部落占领，成为帝国严重的边患，历来让人头疼。夏言官复原职以后，一个名叫曾铣（读如显）的边将却上书朝廷提出收复河套的方案，还说得头头是道。夏言看了固然大喜过望，就连嘉靖也兴奋不已，亲自首肯。
毕竟，这是不世之功。
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夏言和曾铣兴高采烈毫无戒心地干了起来。但是谁都没想到，嘉靖二十七年正月，陛下却下手敕连发三问：驱逐套贼当真师出有名吗？粮草确实充足可保马到成功吗？比起生灵涂炭来，曾铣能算什么？
手敕一下，群臣愕然。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嘉靖出尔反尔是严嵩蛊惑，根本原因应该在他自己。事实上，这个家伙虽然好大喜功，却也贪生怕死，很怕战事一开便不可收拾，也怕曾铣有兵，夏言有权，自己会失去控制。思来想去，决定翻脸不认人。不但连发三问，还将手敕刻印出来，廷臣人手一份。
飞鱼袍是明代锦衣卫、太监在一些礼节性场合所穿的赐服。
这个信号，严嵩立即就看懂了。
严嵩马上表态：收复河套绝无可能，此事自己也从来就不曾与闻。但尽管如此，还是申请处分。[16]
结果，罢官的只能是夏言。
对此，严嵩当然不会满足。于是，宫中很快就传出流言蜚语，说夏言罢官出京时牢骚满腹，诽谤皇上。同时，一个关在狱中名叫仇鸾的咸宁侯也上书朝廷，检举揭发曾铣谎报*情，克扣*饷，并且通过他人向夏言行贿。
皇帝震怒，曾铣下狱。
接着，奉旨将夏言捉拿归案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正史没有详细记载抓捕的过程，只知道夏言得知曾铣的罪名之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失色地说：完了！我死定了！
当然。要他命的是严嵩嘛！
不过，夏言毕竟是做过首辅的，居然弄到了咸宁侯仇鸾奏折的副本，而且立即看出了漏洞。这封检举信不但引用了皇帝的手敕，还附上了严嵩的疏文。这就奇怪！仇鸾不是在狱中吗？这些文件，他怎么看到的？
结论只有一个：严嵩代笔。
于是夏言上诉申冤，矛头直指严嵩，明确指出这是严嵩炮制的冤假错案。他还说，严嵩装模作样如王莽，独断专行如司马懿，内外朝野都只知此贼不知陛下了。
上诉的结果，正史的记载是：帝不省。[17]
其实，嘉靖哪里是不省？只怕是愤怒。是啊，如果严嵩就是当今的王莽和司马懿，那么，朕是谁？
现在看来，夏言真是书呆子。他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注意到抓捕自己和处死曾铣是同一天，三月十八日。这岂非说明，严嵩或者皇帝就是要让行贿案死无对证？不过，夏言多活了近七个月，因为朝中大臣援引有关条例请求赦免，逼得嘉靖大发雷霆，将不戴香叶冠也列为罪行。
十月初二，夏言弃市，享年六十七岁。[18]
此后近十四年，严嵩都稳居首辅之位，做尽坏事，直到跟他一样懂得如何利用皇帝的后起之秀为夏言复仇。
这个对手，就是徐阶。
[10]见《明史》之《世宗本纪一》和《宰辅年表二》。
[11]见《明史·夏言传》。
[12]此事《明史》之《夏言传》和《严嵩传》均有记载。
[13]以上见《明史·严嵩传》和《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14]以上见《明史》之《夏言传》和《宰辅年表二》。
[15]以上见《明史》之《夏言传》和《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16]以上见《明史·曾铣传》。
[17]以上见《明史·夏言传》。
[18]以上见《明史》之《世宗本纪二》和《夏言传》。
严嵩（年3月3日—年5月10日），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袁州府分宜（今江西分宜）人，祖籍福建邵武，明代*治家、权臣。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年）进士，累迁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嘉靖二十一年（年）六十三岁时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年）诬害夏言，再任内阁首辅，专擅国*近十五年之久。[1]
晚年因事激怒嘉靖帝而失势，嘉靖四十一年（年）勒令致仕，嘉靖四十三年（年）严世蕃案发，遭罢职抄家，寄食于墓舍，两年后病死，年八十七。
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高中进士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年）正月二十二日，严嵩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今江西分宜县分宜镇介桥村），父亲严淮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年）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3]，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纂编府志
明武宗正德七年（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4]
正德九年（年）严嵩任总纂，因为这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1]
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嘉靖年间，皇帝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1]
步步高升
正德十六年（年），世宗
明·严嵩《钤山堂集》作者小影
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明世宗嘉靖四年（年），升国子监祭酒。[5]
嘉靖十一年（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6][6]
嘉靖十七年（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嘉靖二十一年（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迫害忠臣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
严嵩
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1]
青词宰相
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之前去谒见严嵩时，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家与百姓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1]
铲除异己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严嵩石刻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严嵩将除去沈鍊的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
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6]
权倾皇室
嘉靖三十二年（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1]
祸国殃民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面对日渐恶化的*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7]
败坏朝纲
严嵩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8]
悲惨结局
嘉靖四十年（年），吏部尚书
严嵩书法拓片
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其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嘉靖四十四年（年）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嘉靖四十五年（年）四月二十一日，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9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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