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能根治吗 http://baidianfeng.39.net/qzzt/bdfnzhm/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先生与李陀(左)、邓友梅(右)的合影
我的朋友“冯·唐·吉诃德”
——冯骥才印象
文/李陀
萨特在说及知识分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看法:“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些插手与他们无关的事的人。”这很像是在说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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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冯骥才比较熟的朋友,都叫他大冯,他年轻时候是篮球运动员,身高近两米,手当然比一般人手长,可是,他插手和自己无关的事太多,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多到有点离谱。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特别是近年出版的《俗世奇人》,卖了六百多万册!一本介乎随笔介乎故事之间的散文集子,能有这么多读者,很罕见,是不是?可是,这成千上万的读者里,有几个人听说过,为了插手和自己无关的事,也就是“管闲事”,作家曾经抛书掷笔十几年呢?这是不是更罕见?何况,他公然宣布自己决心要管的“闲事”,可不是小事情,是文化抢救——一个人要抢救文化?文化是多么大的东西啊,谁有能力“抢救”?一个人,一个作家,能干什么?可是,他插手了,他做了。他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他尽心尽意了,拼尽全力了。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抢救”当中,他主持做了一套二十二卷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其中两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完全是他托俄国朋友和日本朋友在境外普查搜集完成的;其中俄国卷,涉及的城市有十多个,博物馆有二十多个。这样的事他做得太多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他写的《漩涡里》。不过,我觉得《漩涡里》的写作有个缺点,细节太少——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漩涡,跳进这漩涡里,一个人会经历什么样的孤独和艰难,少了细节,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幸而,大约年,冯骥才给古村落保护的专家阮仪三教授和过一首《阮郎归》的词,这词里多少记录了他身在漩涡里的感受:“年来忧心又重重,村村欲变容,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边风。文人单,弱如蚁,骨软更无力,只缘我辈心不死,相助且相惜。”“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边风”。只靠“嘴硬”,孤身一人,竟然为挽救文化遗产向全中国的官僚主义发起了挑战。这让我想起了唐·吉诃德。一个“冯·唐·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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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骥才——我不习惯叫他的全名——认识这么多年,来往不少,可以说的事情自然也不少,可是有几件事,我不但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就像记忆里几块坚硬的礁石,海浪越是拍击冲刷,轮廓反而越是清晰。大概是年或者是年,记不清了,有两年,每逢大年三十,午夜十二点的时候,骥才一定来电话,干什么?让我在话筒里听天津市三十夜里的鞭炮声。“听见没有?这是什么?过年,这才是叫过年!”接下来,就是对北京人的挖苦:“你们北京人,还过年吗?连个炮仗都不放,过嘛年?北京有嘛好?来天津吧。”面对他得意洋洋的声音,我能说什么?爆竹声就在耳边,像海潮一样连绵不断,不,比海潮更生动,更有戏剧性,高潮后面是更有烈度的高潮,好像永远没有落幕。我拿着话筒,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浓云,偶尔有一两只冲天炮在暗中升起,让这大年三十之夜更为凄清。当大冯把我、把北京人奚落够了,终于放下电话的时候,我会依然留在窗前,一边看着北京寂冷的天空和更寂冷的街道,一边等骥才下一次的电话。我知道,他在轮流给朋友们打电话,让每一个朋友都在话筒里,听他说“听见没有?这是什么?”的快乐,待这样的电话打过一圈之后,骥才还会再打给我,让我再一次羡慕他,羡慕天津的百姓。这有点孩子气,是不是?“连个炮仗都不放,过嘛年?”这里有一种单纯的只有儿童才能有的快乐。可是,里面掩藏一些更复杂的感情,其中一个是骄傲:天津百姓能这么高高兴兴过年,和他冯骥才有关系,这里有他一份功劳。什么功劳?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实行一种民主——春节期间,禁鞭炮还是不禁鞭炮?这要听社会的意见,于是禁派和不禁派吵得热火朝天,各派都振振有词,一时成了很多城市*府的难题。不过,大多数城市都很快作了决定:禁鞭炮。就在这时候,作为天津市文联主席的冯骥才,向市*府据理力争,最后获得了一个让全市百姓都高兴的结果,天津春节不禁鞭炮。这事情的前后经过,当时骥才都和我说过,不过,每次说起都是嘻嘻哈哈,似乎自己只不过顺手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后来我想过,那时候在他意识里,做这样的“好事”,是在抢救文化吗?我觉得没有。可是,他于嘻嘻哈哈里和我说过的不能禁鞭炮的理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尽管我们俩都反对禁鞭炮,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在他心里,文化的含义和我不仅有区别,而且在感情层面上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是两条河流,我的这边,是一道小溪,清且浅,在他那儿,是一条大河,广阔而湍急。不过让我先把这话题放下,回头说一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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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是九十年代中,有一次,他从天津来我家聊天。两人正说得高兴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伸手把放在很高书架上的一个陶罐拿了下来——这对身高一米九几的“大冯”,轻而易举——自言自语说,嗯,汉物件儿。我说是,大概是装粮食用的,粮罐,贾平凹送我的。他不理我,兀自把罐子在手里翻转摩挲,一双小眼睛把以小鼠作装饰的三个罐足好盯了一会儿,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有点残。这完全是和他一起逛潘家园古董市场时的情景:他看上了一件东西,捡到手里,一边面无表情转着圈地摆弄,一边冷冷地不断挑毛病,那时候,他就是这种眼神,一模一样。我觉得不妙,正想为这“残”辩护一两句,人家忽然抬头对我说,你家里留这东西干什么?我拿走吧。我能说什么?好朋友问你讨件东西,舍不得?不能。就这么,我“家藏”的一个宝贝,只一句话,被他顺走了。回想起来,这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是对我认识骥才,或者说误解骥才,有很大的影响。自我和他认识,两人越来越投缘,其中有个缘由,我们俩都迷艺术,只要和艺术沾上一点边,无论什么“物件”,都是我们说不尽的话题。去天津看他的收藏,那更是两人“响必应之于同声”的快乐时刻。有一次,看到他展架上的一件石刻菩萨像,我说这造像的样式有犍陀罗作风,那一刻骥才的喜悦,让人太难忘了,怎么形容?明亮!好像有一团灿烂的阳光突然落到了我们两人中间,把两个人都照亮了——还有什么比朋友间心意相通更好的事?可是,真要心意相通,谈何容易。其实,骥才热爱艺术的这种狂热劲儿,我那时候的看法,是他“玩物”而“不丧志”——当他拿走那个粮罐的时候,我知道那东西在他的眼里并不是一个稀罕物,可是,收藏的强烈欲望让他不能不雁过拔毛。在八九十年代,收藏热正在兴起,而且“收”东西的机会多得今天难以想象。年前后,我受《收获》李小林的委托,去西安和贾平凹讨论一个作品修改的时候,贾平凹带我去了一个老先生的家里;这位老先生由于种种缘故,想把自己毕生收集的一些书画精品“让”给有心收藏的同行同好,于是我有了一个大饱眼福的意外机会。至于在老先生家里的所闻所见,这里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个细节。老先生先挂出了一幅郑板桥的墨竹中堂,告诉我,这幅是假的,然后又挂出另一幅一模一样的墨竹,又告诉我,这一幅才是真迹,并且说,如果我喜欢,八千元,我就可以把这幅真迹拿走。可是,八千人民币!八千,对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巨款?还有,忍不住再说一个:老先生的一幅李方膺的双鱼图,出价才两千元,可对于我,一样出不起啊。今天再细说这些事,感慨自然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回到我和骥才的话题上来——在那一阵子,文化界不少人都在迷收藏,可以说,如今声名显赫的很多藏家,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沉溺于“收东西”带来的大欢乐中的。所以,当时我看骥才对艺术的热爱,多少是把他和藏家们一视同仁的。可是,我错了。后来骥才的所作所为,那些“藏家”怎么能比?那时候,我并不了解自己这个朋友。(未完待续)学者李陀本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秋卷Rea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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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
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10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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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平装
ISBN:2
在艺术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正悄然起步。纯粹的艺术激情和探索引领着时代和他们,风云际会,霞光万道。社会流变、市场大潮,激情和精神沉寂在世俗的灰烬中。深陷于生活漩涡的他们,该怎样支撑理想与才华,又何以经营各自的艺术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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