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较好的皮肤科医院 http://m.39.net/pf/a_4781492.html旋上圣坛的《东方红》
文/垄耘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特殊的时期，也可以叫“东方红时期”。那时期，上学教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一睁眼能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一开会必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上至八十岁的老太太，下至三五岁的小孩子，没有人不会唱“东方红”。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卫星上播放的第一首歌也是“东方红”。
它是比国歌还国歌的中国之歌。
这首歌不得了。这首歌揭开了一个世纪的序幕，这首民歌创造了演唱频率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张家庄的李有源
李有源是个普通农民，是陕北佳县张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直到死，他也就，一个普通农民。
张家庄也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和陕北的所有村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就附着在佳县城外，离县城只有五里地。
年农历2月23日，李有源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
贫穷，是这个家的主题。为了摆脱贫困，父亲给三个儿子分别起了有财、有岐、有源的名字，希望能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有源长到13岁，贫穷依然笼罩着这个家庭。母亲无奈，将13岁的三儿子送到刘家沟外婆家托嘴。在那个“饥饿”成为普范话题的年代，一张嘴就是多少口粮，“半达小子，吃死老子。”
刘家沟和张家庄不同的是，这里有个冬书房，在13岁的李有源耳朵里，冬书房传出的读书声穿透力太强了。他听过村里迎新娘子的唢呐，他也听过邻村盲人说书的三弦。但都比不过这些抑扬顿挫的读书声音，他一走到那个地方就走不动了。琅琅的读书声让她缠着母亲的腿不能挪步。母亲说，娃呀，这不是咱们去的地方，咱们祖宗多少辈都不知道这地方的门朝哪开，这地方是为有钱人的娃开的。但李有源不听母亲说，只是抱住母亲的一双腿不松手。母亲含着泪东挪西借，凑了一斗小米，一升绿豆，一斤麻油，一包火柴的学费，将有源送进了冬书房。
就一个冬天，李有源就读会了《百家姓》、《千字文》。
过了年，已经14岁，14岁的男娃是不能再呆在冬书房念那个生不出庄稼的《千字文》了，一群羊成了他的伙伴，他成了一名羊倌。但冬书房的书声仍然响在他的耳边，他常常不自觉地向后看，好像有一个声音始终追着他，但他知道，再不能像去年那样抱着母亲的大腿了。母亲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呆在书房里，但不能，他知道母亲心里的苦恼。
他带着书，带着纸片，利用一年冬书的底子，开始他的自学之路。
土地是他的草纸，草棍是他的笔杆，溪水是他的墨汁，羊群是他的同学。他走到哪写到哪，羊放到哪，学到哪。
羊也没了。
为了还债，家里的羊全卖了。一家人成了地地道道的佃户，租地过日子。地收割了，就去城里掏粪。掏粪的路上有一所学校，学校的读书声又揪住了他的耳朵，他清晰地知道，不能走进去那个地方。但脚下的步子不由他，他迈不动步子，他就索性放下粪担子爬在床台上听。老师看到有人偷听，就走出教室。老师没赶他走，而是将他请回了教室。老师叫张德华，最喜欢读书的孩子，见担粪的孩子如此爱学，就让他免费旁听。一听，就误了担粪，也焦急了母亲，问他，他说了在窗台上偷听的故事。母亲就拿出家里的洋芋、南瓜，要他送给好心的老师。他那个喜呀，三蹦两跳地往高涨。他没想到还能再一次走进教室，而且还是免费的。为报答老师，有源天不明就起床，赶到学校——老师刚好起床，他麻利地给老师倒了尿盆，端了洗脸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旁听了四年。四年下来，他已经成了村里的文化人，能看《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了，看了就说给乡亲们听。
他还爱画画，拉板胡，弹三弦。没钱买板胡，就将庙里的残香头研成粉末，和上皮胶，做成壳。虽然没有买的音色正，但自己动手的成就感，让他拉得好起劲。三弦也是自己动手做的，用椿木板拼起来，然后用胶粘合，上面蒙上蛇皮，就是一把像样的三弦了。他爱红火，爱热闹。穷乐活，富忧愁，他用这种方法排解生活中的不快。因为生活中的不快太多了，父亲为修六孔石窑，年年用一个脊背去背百十斤的石头，石头背够了，窑修成了，父亲却咳嗽吐血一病不起，四十三岁，就不幸去世。家庭的担子落在了他和两个兄长的肩上。
民国十八年，是陕北近代史上的最大年馑。那一年，成了老辈人教训小孩浪费饭食的活教材。对干旱已经习惯的陕北人，却迎来了一场春雨赶着一场春雨的喜日子，庄稼也像正窜个子的半打小子，疯了似地往高长。长到三伏里的节骨眼上，雨却说住就整茬地住了。红旱旱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毒。谷穗卡了脖子，玉米卡了缨子，一直到秋底，再未见一滴雨。嗮干了的庄稼叶子，一触就着了地。庄稼人见不到颗粒，只见到的是枯叶枯杆。那一年，能活下来的庄稼人就是幸运的。李有源挣扎着活下来了。
翌年，他走出庄稼地，赶着一头毛驴从佳县通秦寨驮盐去山西临县贩卖，没卖几回，就被诬为贩私盐。盐没了，驴也没了。赶牲灵的日子只好结束。又去给山西临县一家姓赵的地主揽工，那是一个民歌里唱的真正地主，累死累活，还嫌干得慢，《揽工调》是那时唱得最多的。
“揽工人儿难”啊。
年，共产*在佳芦地区建立了小块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相继展开，斗地主，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李有源的心里开始热乎。
年10月，中央红*到达陕北，李有源逢人便说：“毛主席到了陕北，咱们有救了，有指望了”。他的顺口溜派上了用场，他念的书也派上了用场：
头次革命孙总理，
蒋介石小贼吃便宜。
绽足剪辫第一功，
他的革命没闹成。
二次革命毛泽东，
民主精神才实行。
提高工农革命*，
商学各界都欢迎。
年，佳县等五县划归八路*绥德警备区驻防，八路**治部佳县民运股，下乡开展减租减息。下乡的干部看李有源家穷困，又看李有源会编顺口溜，爱红火，就常往他家跑，越跑越热，就和李有源成了朋友。李有源给他们念顺口溜，他们也给李有源讲革命道理。革命道理的濡染，又感受到了减租减息的好处、李有源的歌兴就大发：
三山低，五岳高，
毛主席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的呱呱叫，
老百姓齐颂唐尧。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穷苦人翻身当了家。
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
昔日牛马坐天下。
毛主席，他一来，
千年枯树把花开。
经过减租和减息，
穷人翻身站起来。
年7月，佳县建立县务委员会。李有源看到，天天脚下流过的*河水越来越清了，他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了。他说：“旧秧歌总是唱些升官发财荣华富贵旧内容，太不合时宜，共产*毛主席来了，穷人翻身了，世事变了，就应该把秧歌的内容也改一改。”
共产*好，毛主席好，
他是我们人民的好领导。
一年就把生产搞，
千年山上把荒掏。
李有源编过好多歌，他的歌都是脚底下发生的现实。这些生活内容都是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就发生在身边，发生在村里。是革命的发生，让他的思考开始转变。他感觉，生活的变化来自于延安，那个地方的阳光更亮，亮得已经让张家庄也辐射到了温热。于是，他开始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内容，他的眼光向远方伸展。
一首好歌的出笼，是有一个逐渐积累过程的，它的铺垫过程是漫长的。
可以预计，一首伟大的歌曲就要在这一系列的积累过程中诞生了。冬天是漫长的，漫长的冬天将雪花飘了一场又一场，将冰冻结了一层又一层。它是在酝酿，它是在积聚，它是在冬眠，它的目的是为了来年的春天。它要将一个冬天的能量积攒到最大化。
灵感的结果
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确认这样几个前提：李有源是一个农村里的文化人，他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是他识了一些字，通过文字，他了解了一些比一般农民多的外部世界和一些抽象的文化道理。他的眼界就不仅仅局限于村里的土地，局限于眼前的世界。李有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爱红火爱热闹的农村青年，他能拉会弹，还喜欢编秧歌词。一般的农民要么只会拉，要么只会唱，而且这种拉、唱都是局限在口头记忆形式上的，而李有源却能通过笔头将这些口头记忆变为纸质文字，不易遗忘，还可以不断地修改润色。这是我们从李有源生前的手稿上看到的。看到了很多草拟的歌词。还有一个前提，李有源的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从他一出生到张家庄未解放前，一直走下坡路。这种贫穷状态一直到革命的到来。革命带来了李有源家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就像经过漫长的冬天，迎来了春天的旭日。
这些，都奠定了一部作品出笼的坚实背景。
也就在这时，年春节，又一个人进入李有源的世界。这个人叫屈士才，是邻村屈家庄的秧歌队伞头。屈家庄秧歌闹到了佳县城，县城看秧歌的将一个石头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众口称赞，屈家庄的秧歌队闹的好。尤其伞头屈士才更是夺人眼球，一把伞转得滴溜溜圆，人高马大，嗓音宏亮，出口成章。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一年四季背着太阳辛苦在山里，遇有大事，才隆重地请盲艺人在月亮地说一场“陕北说书”。集中的红火季节就是春节，春节里，最拔彩的就是秧歌。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狂欢，也是农民自娱自乐的最佳方式，尤其那些年轻后生，往往会让无数双异性的目光追光灯一样闪亮，鹤立鸡群的是秧歌队里的领头羊——伞头，人打头，伞打头，有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还有捷才，睹物能编，见人即唱。唱还唱得吉庆，唱得如人如物；唱得听秧歌的人高兴，唱得看秧歌的人喜欢；唱得满院彩，唱得满堂彩。那才是真正的民间高人，民间能人，是受庄稼人称颂和尊敬的人。屈示才正是这样的人。他的一首秧歌词引来雷鸣般的掌声，也引起了佳县城几天的喧嚣，人们争相传颂着这首秧歌词，其中两句最响亮，“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庄户人知道毛主席的好，但好到如何地步说不出来，屈士才的一句比喻让人们体会豁朗了，有了一个参照的对象。
李有源也在看秧歌，这两句歌词更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里了。他放不下这件事，对于一个同样编秧歌的伞头汉子，这两句歌词一个整天跟随着李有源。晚上，回到家里，坐在油灯下，他还在琢磨这首秧歌词。他若有所思地从头上摘下帽子，往灯上一罩，窑里马上黑成一片。他想，一盏灯这么容易就罩灭了，能将它比作毛主席吗？但究竟什么能比作毛主席才更恰当呢，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从春节到冬天，这个思考一直就没有从李有源身上卸下来。本来，日子是明显好转了，山丹丹花也比从前开得艳多了，但他却始终感觉身上肩了一副担子，走起路来很沉重。
一年像老牛破车，过得好慢。
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起得很早，他担着一副桶担出门，要去县城。黎明的早晨，天有点冷，刚入冬，人们都还穿得嫌少。李有源也一样，飕飕的冷风从袖口处脚脖处直往身上钻，牙关也有点不听使唤。李有源抱怨自己，为何不记得多穿一件衣服，现在已经不比当初，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吃饱了，也能穿暖了。怨只怨自己粗心，只着急出门，就忘了穿暖。真是的，好了疮疤忘了伤。穷的时候就只盼有衣服，有了衣服，又忘了穿。人不是宠的，驴不是赶的。宠惯了，就忘了节令了，就不知道天气已经进入初冬了。一边走一边想，天渐渐地亮了，再亮了。一抬头，东方一片彤红，一轮红日从山背后磅礴而出，冉冉升起，佳县城沐浴在阳光之下，陕北高原沐浴在阳光之下。身上的凉意开始褪祛，“暖洋洋”的感觉从身上逐渐融入内心。他从内心不由地感叹：天天看着太阳出来，天天并不感觉太阳有多珍贵，今天身上着了凉，就顿时感觉到太阳的温暖了。那种暖是从天边浮上来的，是照到每一个角落里的。尤其对于那些没衣穿少衣穿忘衣穿的人，早晨的太阳简直就是金子，不，比金子还珍贵。这时，他的周身已经不是温热了，而是燥热，像火炽一样滚烫。身上的血也加快了流动，直向脸边涌上来。脸红，耳热，心跳……一年来酝酿在心里而无法找到突破口的歌词喷涌而出：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这三句歌词他是一口气吟出来的，“太阳升”起来了，“东方”也就“红”了，身上也就暖了，这种暖正像毛泽东来了以后，穷人翻了身，有了吃，有了穿，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暖起来了”。因为毛主席就是“为人民谋生存”的，他老人家做事情的所有出发点都是从人民的生存考虑的……到第四句，他卡壳了，他着急，放下肩上的担子，跺脚，抓耳，挠腮，还是卡壳。他又拾起担子，再想，还是想不出来。他恨自己，恨自己是笨蛋，憋了整整一年，憋得快要疯了，好不容易有了突破口，三句歌词霎时间就涌出来了，就像*河里的波涛，排山倒海。哪晓得，却又断流了。他责备自己，还是个伞头，还撑着伞走在顶头，自认为有些肚才和捷才，其实是个草包，是个肚子里没有存货的虚囊……他想不出来这最后一句应该落在哪里。
一般来说，最后一句应该是强调的重点，是落脚处，是响亮的结尾。
无奈，他又拾起担子，继续向县城走去，一直走到县委门口，墙上的一条标语跳入他的眼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肩上的担子忽喇着了地，他吓了一跳，看前面，没人；看后面，没人；再看脚下，平展展的，没坑，没洼。是什么让他肩上的担子落了地？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是神？是佳县白云山上的神灵？他再看天上，天上是那轮红彤彤的太阳……他的心里豁啦亮开一条口子，这不是最好的结尾吗？为了整齐句式，他将句子截成了：他是人民大救星。
他拾起担子，飞也似地朝目的地走去。心里的高兴劲涌溢而出。他感觉，肩上的担子已不是担子，是一道闪电，正向远处飞去。憋了一年多的歌词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他兴奋地挑着担子转遍佳县全城，走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走了三圈。他还不能解劲，还是走，走着，就那么走着……
夜里，他把已经不知在心里默念了多少遍的歌词郑重地写在麻纸上。写了一遍，又写一遍；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写歌词，是在干一件大事，是什么样的大事？他又说不清楚了。他抑止不住兴奋的心情，用秧歌调反复地唱着，一遍，又一遍，直唱到嗓子发哑。
一首歌，一首后来唱遍全中国以至世界的歌曲，就这样在张家庄的一孔土窑洞里诞生了。
那是一个人的狂欢，那也将引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狂欢。
旧瓶装新酒
我们现在知道，《东方红》的歌词最早是为秧歌编的，是秧歌词。陕北的秧歌词是有固定曲调的，它是固定的四句，是在闹秧歌时为每家每户唱的，在村中心或大的集会上面对所有人唱的。最后一句是由伞头唱完后，又由所有秧歌队员和唱的。和唱时也有衬词，但不是“呼儿嗨哟”，而是“哎哟——”。李有源是在屈士才的伞头秧歌词刺激下编出《东方红》的，他编出来的当时状态也是以秧歌曲哼的，一直到晚上以至一个较长的时期，他都是以秧歌曲唱的。而且，唱秧歌是有固定时间的，是在春节里农闲时才闹红火的，一般时间是不唱的。
这一年，也就是年5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边区首府延安召开了，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是创世纪的，即使在延安，也是可以用“讲话前”与“讲话后”作重要区别的。尤其对于那时的文艺工作者是从高雅圣殿到平民大众的方向转变，并且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艺界而向社会幅射，即使在佳县这样的农村也感受到了它的冲击波，就连李有源这样的普通农民也感受到了。他说，“旧秧歌总是唱些升官发财荣华宝贵的旧内容，太不合时宜，共产*毛主席来了，穷人翻身了，世事变了，就应该把秧歌的内容也改一改。”《东方红》就是李有源改动内容的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内容改了，形式要不要改呢？
回答是肯定的——要改。
怎么改？改什么？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李有源会拉板胡、会弹三弦，那是照着曲子拉，在别人拟就的曲子上弹，要他新编曲还没有过。
这就只能“旧瓶装新酒”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东方红》是圣歌，人们依照着它的曲词原封不动地唱着，生怕唱错了一句，也不敢唱错一个音符。如果唱错了，就会有“莫须有”的一连串罪名叠加上去，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是不敢继续想下去的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就只知道那个正统的神圣的一成不变的《东方红》。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百花齐放，《东方红》逐渐从每天的必听音乐中淡出。人们像遗忘《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遗忘《东方红》。几年以后，不到十年，这种状况改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真的被遗忘了，但《东方红》却又一次被重新唱红。
唱红的原因有几条。其一，《东方红》是民歌，还是原创民歌，不像《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是应形势的需要而后创的。其二，西北风的一阵一阵卷过歌坛，让人们重新记起了《东方红》。
记起了《东方红》，也钩陈随之而连带出现的一系列的《东方红》现象，即《骑白马》、《移民歌》等等。
这些，还是要从李有源说起。
李有源是按秧歌词写的，但秧歌词只是在春节闹秧歌时才唱，唱完也就完了，时效性很短，可这首歌词实在是太好，不应该只适用于一个春节，而应该长久地唱下去。如此，就需要重新选一个曲调……
上世纪八十年以后，围绕着《东方红》的曲谱以及历史，人们开始挖掘，于是一系列的《移民歌》、《骑白马》被同时唱了起来，而且都冠以《东方红》的原始初型。也因此而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
事实究竟如此呢？这已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我们宁愿从李有源出发，还原他的最初想法和做法。
李有源想将编好的秧歌词换一种唱法，换什么？他想到了《骑白马》调，因为那时的《骑白马》调正唱得很欢，李有源自然也很熟悉了：
骑白马
虽然，这是很接近《东方红》的曲调了。但现在有些歌手不知就里，认为这就是《东方红》的初型，或最早的段落，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只是《东方红》借用的曲调，而且它是早《东方红》而存在的陕北民歌了。
通过我们考察，《骑白马》的曲调，也不是原创，它也是“旧瓶装新酒”装出来的。在它之前，有一首陕北民歌叫《探家》，而且在陕北地区流传得很广：
探家
这应该是《东方红》最早的曲调了。而且，从歌词内容上看，也是在革命之前就存在的民歌了，它还没有和革命挂起钩来，而到了《骑白马》，已经有了革命的内容。这两个歌曲的先后发生时间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在解放前最早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编，何其芳、张松如选辑的两个不同版本的《陕北民歌选》里，都选了这首《探家》，而且在曲调里加括号注明《探家调》。可见，《骑白马》是套用《探家》的曲调而来的。
这之后，又和《东方红》连在一起的是《移民歌》。
这个时间线索是清楚的。年佳县解放，年佳县大旱，粒米无收。为了生产自救，人民*府于年2月组织了七十余人的移民队到延安开荒种地。队长是屈家庄的屈增全，副队长是张家庄的李增正。移民路上，副队长李增正为活跃路上的气氛，将《东方红》作为第一段歌词，又编成了八段的《移民歌》：
移民歌
（骑白马调）
在何其芳、张松如选辑的《陕北民歌选.移民歌》的注释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此歌是被称为民歌手的李增正所作。李是佳县城关三乡人，佃家。他没有正式上过学，只是冬季白天担粪，晚上到冬学里面听人家读书，这样一两个月学会二三百字。但从小与其侄李有源俱会编秧歌，唱道情。一九四四年二月，佳县屈增全移民队七十人由佳县南下，移民延安，李为副队长。当时有些人在路上想家，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的歌，来教大家唱吧！果然一路上唱这个歌，热热闹闹的，情绪非常好。所以这歌又名‘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不久此歌差不多便传遍了边区各地。李作歌时才二十六岁。”
这就是《移民歌》的由来。
现在一些歌手，报唱时是《东方红》，结果先唱《东方红》，后唱《移民歌》，将《东方红》和《移民歌》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清楚了。
但有一点，仍需强调。《东方红》的真正定名定调并见诸于文字，还是之后的事。那时，人们唱的是《东方红》的歌词。《东方红》的曲调，还没有正式定名为《东方红》。所以，有人将《东方红》冠于《移民歌》之前，有人冠于《移民歌》之后，这应该都是对的。如果单以《东方红》的实质内容和曲调来说，那是在《移民歌》之前的，但要以张松如、公木后来填加词而最终定型的《东方红》歌曲来说，则是《移民歌》之后的事了。
走向圣坛
在陕北，编民歌的人多的是，他们编民歌只是自娱自乐，谁也没想会有什么结果。陕北人认为这些人爱红火爱热闹。
编出《东方红》的李有源，当时就是想把自己的感受唱出来而已，他根本没有想到《东方红》的后来一路走高，直至登上圣坛。
《解放日报》是第一级台阶。
斯时的《解放日报》可不是一般的报纸，它是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于年5月16日，毛泽东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相当于现在的《人民日报》。年3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陈伯林撰写的《移民歌手》报道，记述了李有源叔侄的事迹，同时刊出移民队一路所唱的九段歌词和曲谱，题目是《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这是最早记载《东方红》原始歌曲和曲谱的史料。
时隔两个月，5月24日，《解放日报》再次刊登马可的文章《群众是怎样创作的》，“他们叔侄两个都擅长编秧歌；有名的移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是他们叔侄编的，不，更确切地说，应该说是在他们发动之下的群众的集体创作。”
这么高级别的报纸，这么集中的报道。报道的对象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若不是他有特别突出的事迹，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当时宣传媒体奇少的年月，在当时《解放日报》极具影响力的当时，这种声音很快就覆盖了整个解放区，李有源的名字长了翅膀一样飞传在解放区。
纸质文字是第二级台阶。
在这之前，民歌都是口头传唱的，传播过程就是口口相传。有生命力的歌曲，传唱的人多，也就一代一代接着唱，生命力弱的，传唱一年半载或一遍两遍也就湮灭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即使有人回过头去觉得先前唱过的某一首不错，但因时间流逝，词曲已经无法复原。
李有源粗识文字，他编的歌就有了记载，而且可以不断地修改，这就使他和一般的民歌手有了区别。但这种区别也只是私人化的，仅限于他一个人，不具流传性。而且他所用的纸都是旧纸、废纸翻用，保存性差，可读性差，利用率差。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农村解放区收集民歌，鲁艺的教师和学生都作了收集员。年，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将收集的歌曲油印编辑《群众歌曲》，其中选有八段歌词的五线谱版《东方红》，署名为“陕北民歌，葭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作词”。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为《东方红》定名的歌曲集。虽然是油印本，但它是陕北民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第一次集中地将陕北民歌切换为纸质文字的贡献。
又过一年，年10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鲁迅艺术文学院编的《陕北民歌选》。从油印到铅印，这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个年月，油印的工具极差，纸质又低劣粗糙，油印的效果可想而知，也不可能批量生产。只有到了铅印，才能从质量到数量有所保证。这是正二八经出版的第一部陕北民歌选集，书中仅有《骑白马》和《移民歌》。这是《东方红》传播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是坚实的豪迈的一步。
年8月，光华书店出版鲁迅艺术文学院编的《陕北民歌选》，在第五辑“骑白马”中，也仅有《骑白马》和《移民歌》。
依据这两个版本，全国各地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翻印了很多次。这两个版本也成为最权威和最有影响的陕北民歌选集。
这种纸质的传播已远不是口头传播可比拟的了。它让陕北民歌跨出陕北超越地域成为全国性的歌曲。人们再不需要当时当地亲耳聆听亲口学唱就可以了解陕北民歌学会陕北民歌了。
直到现在，人们提起陕北民歌，首先想到和提到的还是这两本陕北民歌集子，它的历史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尤其在刚解放的地区，人们通过这种形式了解解放区、怀念领袖的丰功业绩。
第三个台阶，是大型剧目和广播电台。
年5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著名作曲家贺绿汀改编的混声合唱《东方红》，由延安联*宣传队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等八位演员在延安中央*校礼堂演出，博得热烈的掌声。这是《东方红》首次合唱演出。在此之前，《东方红》就是一首民歌，是一个人的单唱，是不需要伴奏，不要求场地，不拘泥形式的民歌演唱。而且，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中国共产*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使全*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使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坚实的准备。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选择《东方红》作为演出节目，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它的内容和七大的主题是吻合的，是相适应的。
这又是一个里程碑。
年10月2日20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和国家领导人、各国贵宾、工农兵各界人士一万多人观看演出。10月6日，毛泽东同志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此，混声合唱《东方红》风靡全国以至世界。从单人独唱的一首民歌，到多名混声合唱；从李有源一个人挑担在山梁上吟唱，到庆祝七大合唱、庆祝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演出。《东方红》的步子跨得很大。
这时李有源已经去世，即使他在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如此结局的。
更加家喻户晓的是广播电台，舞台演出是有局限的，它的受众即使上万，也是一个可以数得见的数字，等到广播电台的走进，数字已经是无法统计了。它的旋律的覆盖面是全国性世界性的。
早在年，长春、哈尔滨等地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陕北民歌《东方红》。这是首创，虽然还没有覆盖至全国，但这种首开风气无疑是创举性的。
年5月25日清晨，上海广播乐团在中华自由电台播唱《东方红》。从东北到大上海，没有互相沟通，但最终的选择变为一致。
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4日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乐队奏响《东方红》乐曲。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新中国诞生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中国人民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时间，这个时间，毛泽东同志大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时间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它和《国歌》一起，成为这个时间最响亮的中国旋律。
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由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编钟演奏的乐曲《东方红》。这一播就是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一播让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响彻了《东方红》的乐曲。这真是深入人心，在当时的六亿中国人里，《东方红》的普及率超过了《国歌》、《国际歌》。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1时50分，用20.兆周的频率向全世纪播送《东方红》乐曲。从此，《东方红》进入太空，覆盖了整个世界。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首普通的民歌，从一个偏远乡村张家庄出发，走进延安，走进西安，走进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它已经不是一支简单的普通民歌了，他远远超出了李有源的创作初衷，跨越了民歌的娱乐功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声音，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世界发布自己的生命节奏、民族魂魄，精神风貌。
《东方红》也不简单的再是一支歌曲。它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对领袖的赞颂，对一个**的颂扬。而且，最让人信服的是，这首歌这支曲一直唱了半个世纪以至现在，人们依然没有听厌没有听烦的感觉。只要那支旋律响起，人们的心里就会为之一震，就会热血沸腾。
这就是魅力。
意识形态的助推
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东方红》本来也就是一首民歌，一首陕北区域民歌。
李有源创作这首歌时，只是一种简单的创作驱动，他想表达，表达一种情感。后来的一系列辐射效应，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其它任何人也没有也不会这样去想。是意识形态，是这种强大的助推力让《东方红》逐渐走上圣坛的。
中央红*来到陕北是历史契机。
应该说，中央红*未到陕北之前，陕北民歌就已经唱得很红了，红在它和革命已经联姻。但这种联姻还是不自觉的，它只是充当了“新闻”的作用。在当时无报纸更谈不上广播和电视的陕北，陕北民歌充当了传媒的直接功能，只要和革命挂钩，陕北民歌几乎是“直销版”地在当天或不几天就会编唱出来。这种编唱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他们新奇，新奇世事的变化，新奇多少年死气沉沉的土地上突然一切都在颠覆，地主被绑票了，寨子被红*拔了。
再往远说，陕北红*未起事前，陕北民歌就曾红火过，像《五哥放羊》表达一些普遍的情绪，像《走西口》反映一些普泛的事件……
时间到了一九三五年，中央红*来到了陕北。
中央红*听到了陕北民歌。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二十五*上来了（指中央红*徐海东部）。
一对对喇叭一队队号，
一对对红旗空中飘。
中央红*毕竟是中央红*。中央红*听到陕北民歌后反应很敏感。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听惯了山南海北不同地域风格的红*指战员和红*战士，被陕北民歌震呆了。
陕北民歌的豪放大气、雄亢奇强，一下子就和柔婉曼转的江南小曲拉开了距离。尤其在战争硝烟四起的当下，那些妙曼的江南小调实在是脂粉味女儿气太浓了，和强壮奋进的陕北民歌放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陕北民歌的。
和陕北游击队不同的是，这支正规的中央红*尽管经过长征的围追堵截，一大把胡子没顾得刮，满窟窿衣服破洞没来及补，满身子虮虱抖得遍地都是，满脸菜色掩不住面*肌瘦，但他们中有大学者，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满脑子装满西洋“小溪里蝌蚪”的音乐家，他们一下子就被陕北民歌抓住了。他们中西古今的音乐档案全被调出来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被激活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土地上竟然会生长出如此美妙的歌声，他们未来得清洗一把吴起镇战斗留下的灰头土脸，铺开马兰土纸在膝盖上急速地用“阿拉伯数字”记录这些“揽羊嗓子回牛声”。他们兴奋地互相传唱着，他们夜晚就在一豆如油的麻油灯下回放自己白天的记忆。
毛主席也听到了陕北民歌。
毛泽东同志很敏感，他由歌声想到了很多，想到了战争，想到了武器。
伟人毕竟不同于凡人，他将民歌和战争联在一起，将民歌视作武器。从武器的革命到革命的武器，就是从这个时候在伟人肚子里发芽的。
当然，长征一路上的快板书等的宣传已经很是让精神武器发挥了极致作用的，否则，中途又不知会倒下多少身体……
中央红*的到来，让陕北民歌很快纳入议事日程。
知识分子们在陕北民歌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尤其那些音乐家们。
抗战爆发不久，音乐家吕骥从绥远来到延安，直接发起搜集陕北民歌的号召，年夏天，在他的主持下，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陕北民歌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他动员鲁艺音乐系的学生开展民歌搜集工作。几乎同时，鲁艺的戏剧和音乐两系合作组成三队分头到阎甸子、二十里铺等地搜集民歌。此后，又分别沿*河两岸赴米脂、绥德、清涧、佳县等地采风，著名的《移民歌》就是当时在佳县收集到的。
这些工作是一种信号，它传达出了边区*府和中央*府对陕北民歌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积极的，是提倡的，是想收集后整理并发扬光大的。
民众本来就热衷于民歌，再加上*府的积极姿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边区传统艺人的重视和尊重，使陕北民歌的歌唱迎来了革命化的高潮。
各种搜集民歌的行动告一段落后，就开始整理。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对陕北民歌保存和弘扬功莫大焉。他就是何其芳。这个曾因诗歌和理论驰名中国文坛的文化名人，一头扎进陕北民歌的海洋中，和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们一起，筛选出了四百多首陕北民歌，于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无论就积累民间文艺的材料和提供优秀文艺读物来讲，它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选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国统区文艺在解放区继续承沿的一种清算，是对解放区文艺长时期摸索过程的方向指引。它的方向不仅单指纯向文艺的严肃形式，也包括了一切民间文艺的道路指引。陕北民歌的方向因此也明亮而堂皇。
“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主席一语见的，说到了的是核心的实质。要参与民歌，改造民歌，必须和民歌的直接创造者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从思想情感上打成一片。
知识分子的参与，尤其是文学家和音乐家的参与，是陕北民歌又一次高潮到来的契机。
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陕北大地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喝了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农民们高兴喒了，他们十分乐意地将自己口传了多少代的老民歌旧民歌唱给这些敢于弯下膝盖深入生活的留分头插钢笔的“学生”。
音乐家安波是最认真也最虚心的一个学生，他把“臭架子”卸得一干二净，和民歌手大爷睡在一个炕上，吃在一个锅里，走路学，吃饭学，上茅坑也学。
它的成功，已经不只是陕北民歌的成功。
陕北民歌成了革命的有力武器。
既然是武器，就需要制造，需要人为地制造。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陕北解放区，物质的匮乏达到了极限。国民*的封锁，使解放区的一切物资都断绝了外来的通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在这时候提出来了，这是被迫无奈的自救，也是对国民*封锁*策的反抗。
相比于物质的稀缺，精神上的极度富有，却是革命史上创造的奇迹。
后来有很多人回忆，那是中国历史上物质匮乏和精神富有的两极化最为对立的阶段。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上的兴奋和占有，战胜了物质的贫穷和饥饿。何其芳同志在《陕北民歌选》的序言里说到，“参加过陕北土地革命战争的同志们总是感动地讲起当时群众的情绪之热烈，……他们说那时无论红*的士兵和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是那样喜欢唱革命的歌曲，到处都是歌声。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史诗式地反映这个伟大时期的革命作品”。
那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陕北民歌是这种精神食粮的种子。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方向明确了，明灯点亮了，文艺工作者打起背包带上干粮深入生活后交出来的答卷都是优秀，他们耕种的种子都是陕北民歌的丰富粮仓里挶来的。
延安文艺的方向，就是中国文艺的方向，这种方向并没有因为全国的解放而终止，相反，更加宽广而坚定。一直到现在，我们提起文艺的方向，依然无法偏离“讲话”的精神。
“讲话”是伟大的，也是持续的。
“讲话”的起草人制订者喜欢陕北民歌认同陕北民歌，也从陕北民歌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营养。应该说，“讲话”的出现和弘扬里，有陕北民歌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也与陕北民歌的主动参与革命、英勇献身是分不开的。
《东方红》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本来，发生也就发生了。问题是，它一直走下去了，跟着中国革命的步伐一直走到西柏坡，走进天安门，走上太空。
因为，革命需要《东方红》。
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东方红》应该画上句号，但没有。这也与中国文化的方向有关。延安时期奠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依然是解放后中国的文化方向，这其中就包括了连同《东方红》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人们唱《东方红》，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
比《国歌》还“国”
旋上圣坛的《东方红》，不排除*治的助推，意识形态的挟迫，但群众喜欢听众接受是最重要的原因。
上世纪末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东方红》乐曲停播了，《东方红》从圣坛上走下来了，又回到了平常心态。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忘记陕北民歌。一度时期，《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并驾齐驱，成为人们必唱的两支歌。经过岁月的淘冶，《大海航行靠舵手》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很淡了，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记得这首歌，年青人的印象中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了。而《东方红》则不然，在许多大型的场合下，在比较庄严的时刻，在民歌大赛拉开帷幕的那一刻，依然可以听到《东方红》，这就是魅力。经过时间的检验，《东方红》依然魅力不减。
让我们翻开近期的《东方红》档案：2年5月2日，在新华网举行的投票推荐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中，《东方红》得票最高。同年9月28日，大型革命史诗电视剧《东方红》开始陆续登上20家卫视荧屏。年7月1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庆祝中国共产*成立89周年……《东方红》现象依然在持续发生。
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为了褒奖勉励他的嫡系学生胡宗南，也为了夸耀他将共产*赶出延安的*绩，亲自飞抵延安，作亲临视察。他照常披着斗篷，挂着拐杖，一副自得的神态。临离开时，胡宗南亲自组织了盛大的欢送队伍，竟不惜将小学生们也拉上街头。教师迫于形势压力，也为了应急，教学生们唱改编了词的《东方红》（将“毛泽东”改为“蒋主席”），不少学生唱着唱着，不自觉地就唱成了“毛泽东”。顿时将在场的教师吓得汗水淋漓。所幸，蒋介石正处于兴奋状态，未留意歌词是什么。胡宗南怕得不轻，怕蒋介石翻脸，但看蒋介石一脸得意，知道没听见，就佯装也没听见的样子，大度地未追究此事。这是一种不自觉状态，尤其是小学生，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地位是牢固的，要他们一时改变这种心态，是困难的。他们心目中的《东方红》还是原来那个《东方红》，他们脑子里的大救星依然是那个毛泽东。
年5月，李有源从佳县当川寺乡调到郭家圪捞乡当文书。12月，收到日本西宫市“虹之会合唱团”的黑泽正访等19人寄来的一张他们演唱《东方红》的照片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在遥远的日本，能将你的优秀歌曲作为我们勤劳大众的歌曲来唱歌，这真是我们欣喜非常的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年6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高端访谈——斯里兰卡总统高级顾问达纳帕拉》。访谈中，达纳帕拉说，年至年期间，他曾在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方红》，他还说，这首歌不仅他会唱，他的孩子也都会唱。他们热爱中国的具体行动就是歌唱《东方红》，他们把《东方红》看成了中国的声音，比作了中国的化身。《东方红》已经不是中国的《东方红》，是世界的《东方红》了。
其实，《东方红》就是一首民歌，一首陕北民歌。
再进一步说，陕北民歌是一种区域民歌，是陕北这个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间艺术形式。在文化传播媒体落后的时代，它千百年来局囿在这块地域中成为典型的区域民歌，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无奈，它无法走出这块枷迫的土地，它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共生共长共存共亡。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一旦文化传媒变得现代且快速，它的生命扩展翅膀就逐渐羽翼丰满并坚硬飞扬，从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发萌，它的影响力迅速地张化，从抗日区域而逐渐解放区而逐渐国统区，蔓延成一种全国性的歌唱现象。它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样，使国人在阴霾的沉重乌云笼罩中窥见了天边现出的太阳光芒。民族解放，共产*执掌天下，陕北民歌又带着陕北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温热从“十三年窑洞”中跨出步伐跨过*河越过太行山一直跨向“琉璃红墙”，不停歇地又转头南下，越过秦岭跨过长江跨过岭南岭北……其实，全缘于一支《东方红》，也就一曲《东方红》，人们以它代替了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早更钟声，人们以它替换了无数代绵延不废的晚祷眠曲，日日听，月月听，年年听，一直听了半个多世纪。历史在转弯的时候，《东方红》被叫“暂停”，这声“暂停”，让多少习惯了“闻歌起舞”的共和国同龄人因之而误点上班，也让多少革命战壕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将*因之而夜里无法成眠。他们怀念，怀念一个时代，他们遗憾，遗憾熟悉的不再熟悉，陌生的还一时难以适应。回过头去叩问，那时有多少人知道《东方红》曾是一首陕北民歌？多少人也不想着去打开这首歌的历史档案，他们已把这首歌等同于国歌甚而至于超越国歌而进入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早已将这首歌的地域籍贯消化得见惯不惯，他们只以情感的完满传达注脚着这首歌的全国家地域概念。一直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出笼以及又一次仅次于《东方红》的声浪覆盖全国之际，一部分人才多少被“提示”——这是陕北民歌。时间进入“历史转弯”过后的“新时代”，西方迪斯科港台靡靡之音同时攻掠神州大地之际，又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西北风”的强劲猛烈迅速地覆盖了几乎同时“泊”进来的这两种音乐现象，又一次以它的强大生命显示了这种以陕北民歌为原发底动力的“风力”狂吹猛进势无破竹。还要说的是，料不定，未来的哪一年，这股风又会卷土重来，以排山倒海之力清算那些以说代唱以哼代唱以扭代唱以嘶代唱的非歌唱现象，再一次张扬它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陕北魅力。
相信，《东方红》的效应还将持续不断地发生下去。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垄耘，本名，龙云。作家，批评家，文化学者，教授。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北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点击文学》(文学理论著作)，《文外余序》(文学批评集)，《说陕北民歌》《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文化学著作)，《女人红》(长篇小说)，《老榆林》(散文集)等数部长篇小说、散文集、影视剧本、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作品共万字。创立了陕北文化学。
欢迎投稿至邮箱：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