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美丽的夜景和*鹤楼图片来源：摄图网
这是一篇大概写于年左右的旧文，首发天涯论坛，字，阅读需要30分钟
希望，以正确的姿态为湖北加油
1
关于地域文化的梳理，若是太过集中地看，总不免会有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之感。
因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骄傲地罗列出一大堆地方文化名人来，而且多是以文人和*治家居多，若再加上刻意造出的“十景”、“八景”来，于是，每个地方都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这实在是地域和人文的双重尴尬，地域文化惊人的“同质”和难堪的“流俗”，对不起气质风流的传统文化，也实在对不起大好河山的迥异风光。
谈及湖北，自然不能犯这种惯性思维和惰性分析的毛病。
对于这片土地，我更愿偏重某个角度，寻找出“异质”的地域精神和别样的文化气质来。
自古至今，荆楚大地暗自涌动的一种文化气脉，非常与众不同，也非常令人赞叹。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稀缺的科学精神。
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和界定，有多种解释，但我更偏重其中包含的勇于怀疑、大胆尝试、积极创新以及严谨求证的四个层面。
从这个角度讲，或如尝百药的神农氏，或如搞活字的毕升，或如写医书的李时珍，或如研地质的李四光，都是这种鄂籍精神的最杰出代表。
先从神农氏谈起吧。以现代人的眼光分析，神农氏大概是最早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人了。
《史记》载，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一位“人身牛首、龙颜大唇”的姜姓大汉，成为我们华夏先祖的部落首领，称之为炎帝。
在那个民智混沌的时代，这位老祖宗表现出难得的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
他不但教老百姓学会了种庄稼，而且还教他们学会用火，“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同时，他还发明制作了陶器、斧、犁、锄等农具。也许是他太聪明了，有如神助，所以又被称作神农氏。
神农氏插画图片来源：摄图网
关于他伟大的事迹，最有名的莫过于《淮南子》上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
而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神话传说，说神农氏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也许正是感戴他的精神和功德，后世才会依托他的大名编写了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根据《史记》及《说苑》等古籍中“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
这个植物近种，中草药材达多种的自然环境，给神农氏日尝百草提供了选择和试验的可能。当然，他日尝百草，可绝不是嘴馋，而是想以实证的态度摸清草药的特性，从而寻找医治各种疾病的良方。
这一点，他远比后世那些靠感觉、想当然，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做“药引”的庸医要强得不止千百倍。
神农氏的最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这种难得的试验求证精神。
民间有“药不过獐鼠不灵”的说法，便是于缘于他的“科学试验”故事。传说他尝百草时，随身带着一只能看到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帮助他识别药性的活“仪器”——獐鼠（又名“獐狮”）。
抛开神话的迷雾，这个动物自然不可能神奇到又能透视，又能分析的地步，但用小动物做试验，倒是有很大的可能。
话说有一天，獐鼠吃了巴豆，腹泻不止。神农氏把它放在一棵青叶树下休息，过了一夜，獐鼠奇迹般地康复了，原来是獐鼠吸吮了青树上滴落的露水解了毒。
神农氏摘下青树的青叶放进嘴里品尝，顿感神志清爽、甘润止渴。于是，神农氏教人们栽种这种青树，即现在的茶树。
如今，神农架民间还传唱着“茶树本是神农栽，朵朵白花叶间开。栽时不畏云和雾，长时不怕风雨来。嫩叶做茶解百毒，每家每户都喜爱”的山歌。
2
科学精神最难得的一个环节，便是积极创新了。
因为勇于怀疑是一种态度，大胆尝试则是切入问题的途径，而只有积极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这方面，北宋时期的淮南路蕲州蕲水（今湖北省英山县人）毕升，便是杰出的典范。在他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而且有错字也不易更正。
毕升虽是一介布衣，却勤于思考，因为职业（印刷铺工人）的关系，他认真钻研，终于创造性地发明了简单灵活、轻巧方便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关于他的这项伟大发明成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
毕升铜像
庆历中（公元-年），毕升用胶泥制字，先做出规格统一、薄如钱唇的单字，再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由此看来，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印刷技术，具备了完整的工艺技术流程，而且至少是毕升已经将其运用在生产实践中，否则，也不会有“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的经验之谈。
沈括在文中还记载了毕升起初也曾试验用木料作木活字，但实验发现“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的缺点，所以“不可取”，后经多次试难，才改用胶泥活字。
然而，遗憾的是，这项伟大的发明始终只是在小范围使用，在毕升之后的近千年时间，中国的大部分书籍还是坚持用雕版术印刷。
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过迷信传统和经典，譬如四书五经的学子教材，我们竟可以重复读上几千年，依然津津有味！
书坊刻一个雕版，虽然单一成本很高，却可以印个上百年。加上农业文明国家，历代“劳心”的统治者对于知识的垄断和霸权，需要新出版的书籍太少，没有大批量的印刷量，活字印刷的经济性和灵活性，都无处施展。
耐人寻味的是，后世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不是以朝廷名义排印一些大部头书籍时的浩大皇家工程，便是民间文人刊印自己作品诗集时的个体试验。
与活字印刷术一样，由于稀缺内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整理，又缺乏外在经济或市场需求的动力，中国的诸多发明（发现），也就往往只能停留在经验积累或灵光一闪的初步阶段，以“秘方”或“奇技”，模糊地存留在历史的片言碎语中。
3
虽然传统的中国，历来缺乏培育科学精神的土壤和氛围，却不乏总有一些爱较劲的读书人做些伟大的工作来。
譬如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
年轻的李时珍，也曾有过读圣贤书考取功名的追求，但三次乡试落第的现实打击，终使他放弃遥遥无期的功名梦想。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同样也可以救苍生，济天下嘛。他终于下定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从他24岁开始行医，到准备编写《本草纲目》的十年间，他，只是为了“穷搜博采”大量医学典籍，提高自己的医术。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也就是说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在大量阅读和医疗实践的过程中，李时珍也发现了诸多问题，譬如大量古医籍中“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等，甚至有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可谓遗祸无穷。
对此，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现代社会里，传统医学一定要客观理性地对待，尊重民族情绪，鼓励民间研究，也可进行科学论证和实验，但实在不必上升到国策层面。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干的。
明嘉靖三十一年（年），这个不服输的“湖北佬”，以一己之力，开始编写《本草纲目》这一浩瀚而繁杂的工程。
一方面，他积极做好案头理论工作，“读书十年，不出户庭”，钻研各种文献种，作札记数百万言，对前人的著述、经验“穷搜博采”，取其精华，剔除糟粕。
另一方面，他格外注重实验考证工作，“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多次离家远行，深入民间，走进大山，搜集、整理、考证书籍外的医疗偏法。
前后历时二十七年，耗尽半生心血，终于在万历六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这时他已经是皓然白发的花甲老人了。
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李时珍，又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作了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二十四年（年）才正式刊行。
这部共五十二卷，近二百万字，插图一千多幅的《本草纲目》，集明代以前药物学之大成，还旁及天文、地质、化学、植物学等方面，是一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百科式医学巨著。
人生有几个二十七年呀？李时珍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浩然的使命。四书五经之外，他发现了另一个精彩的天地，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表现出难得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精神。
在他之前的本草典籍里，药名混杂，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也很不明了，由于多是书本上抄来抄去的“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且常常相互矛盾，令人莫衷一是。
譬如说药物“远志”，南北朝的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可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再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像萆薢，有的说像拔葜，还有的说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
要解决这类难题，最好的办法便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于是，李时珍脱掉长袍，放下架子，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到大自然中去求教考证。
譬如说为了研究蕲蛇（蕲州产的白花蛇），他置危险于度外，在捕蛇人的帮助下，到深山老林里亲眼观察。因为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后来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显得得心应手。
他在书中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形容蕲蛇的形态：“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
而对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他也做了生动的描写：“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
对一种药物的介绍，他能描述得如此清楚，全得益于实地调查的细致和全面。
在考察药物的过程中，李时珍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他不迷信，也不想当然，而是以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对照实物和前人记载，一一进行比较核对。
譬如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吹嘘成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甚至成了进贡皇帝的贡品，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
李时珍自然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而是冒险采了一个，仔细研究，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果实，其功效和普通的桃杏一样，生津止渴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
李时珍不但不迷信江湖道士的胡说，便是对医学名家的权威论断，他也会大胆怀疑。
譬如南北朝著名的医学大家陶弘景曾对鲮鲤（穿山甲，一种常用的中医补药）有过详细的描述，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
穿山甲是一种常用的中医补药，也是一种快被吃绝了的山珍野味。最新华南农业大学团队的研究表明，穿山甲也可能是当下引发超级疫情的新冠病毒中间宿主之一。
这样的说法详细生动，历代医者都深信不疑。
可李时珍却以旺盛的好奇心和科学的态度，亲自上山观察。他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其胃里剖出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食蚁的特性，陶弘景是说对了。
不过，在实地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陶所说的“诱蚁入甲，下水吞食”。看来陶同样犯了“想象力泛滥”的毛病。
李时珍正是以这种科学理性的精神，大胆怀疑，勇于求证，不但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而且在动植物分类学及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难怪达尔文会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4
对于权威的大胆怀疑，不单是李时珍，做得更彻底、更有份量的则是另一个湖北人，他就是有名的地质专家李四光。
这位前清“最优等”的“工科进士”，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牢记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教导，一生都在努力实践“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报国理念。而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也一贯坚持诚实、冷静、开明的科学态度。
李四光（年10月26日—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年当选为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譬如说对冰川的研究。因为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当时中外许多专家都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对此李四光提出“让事实说话”。
年，学成归国的李四光便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考察时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却遭到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对此他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而是继续带领学生，不畏艰险，几次横渡大江，跨越秦岭、南岭，亲自勘探测量，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还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然而，诸多外国专家却因偏见或私心，不愿承认李四光的科学论断。
虽然外国专家心知肚明，也曾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但务实的李四光并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而是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又先后在扬子江流域、*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用科学事实推翻了错误论断，并最终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追求科学的道路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科学的态度只能是认真，只能是事实求是。
对于科学理论，我们应持足够的尊重，但也不能过于迷信理论，而是应在对已有科学理论地熟练认知和掌握下，大胆发现，勇于创新。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理念下，李四光于年创建了地质力学，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然后亲自组织队伍，用科学的新理论做指导，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接着，他与其它同仁再接再厉，又很快找到了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矿藏，从而为建造一个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正如他在《中国之地质》一文中所说：
“作为新一代炎*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一方面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有关工业问题。”
身为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不赞成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埋头读死书，而是主张到大千世界中去读“自然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直接的求学”。
在他看来，学习书本知识，只需要记忆与思索，而向自然学习，人的各种机能都要同时并用，特别是精确的观察，尤为重要。
也就是说，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格物”，才能得到理性的“致知”。若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只是“想当然”的“融会贯通”，是要不得的。
为了锻炼、考察学生科学观察和深入思考的能力，他在主考学生时，从不制定什么标准试题或标准答案，而是别具一格，往往用若干块石头标本作为试题，要学生写出自己的答案。
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李四光也深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对“开启民智，提升国力”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对此，他在晚年还写下了《看看我们的地球》、《穿过地平线》等一系列融学术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科普读物。
5
回顾前人的荣耀，反思今日的中国，对于科学、对于科学的精神，依然有怅然之感。
因为在这个网络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依然稀缺的还是科学理性的精神。社会上上下下，充盈着把歪理辩证成“真”理、把科学和玄学相统一的杰出本事。
从前，我们视科学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又盲目且一知半解地把它当作一种宗教顶礼膜拜。譬如火了多少年的脑白金、多少莫名其妙的活性因子，竟然一直有着顽固的骗子市场和热闹的群众基础。
如今，我们更进一步，已经发展到可以绑架科学的名份，抢夺科学的功劳，得意并恣意一种意志胜利的古今融合，或是名利熏心的高级碰瓷能力。
令人忧伤的是，中国人对科学从来没有一颗平常心或者敬畏心。对于先辈朴素但真诚的科学精神，局限却积极的创新思想，我们向来疏于梳理和研究，仅是满足封成神，尊为圣，建个庙，立块招牌罢了。
我们恼怒过制度，炫耀过祖宗，嘲笑过知识，如今又敢用科学的名份做出许多不科学的事情来，譬如“发明”、“创新”什么“水变油的技术”、“纳米大米”、“量子神药”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东西竟然还有媒体支持、市场空间和民众基础！
赛先生进入中国已近百年，我们为什么还在犯这么多、这么大的愚蠢错误？
面对可知的科学，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还有多长的弯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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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