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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bu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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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巴利圣典学会前会长诺曼(—)逝世,致哀!

KennethRoyNorman

诺曼教授生于年,是研究中世印度雅利安文(包括巴利文)的杰出学者。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并任职于该校,是巴利圣典学会—年期间的会长,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oftheBritishAcademy)。已故的日本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辛嶋静志教授亦曾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于诺曼教授门下。

年,中西书局出版了由陈世峰、纪赟先生翻译的诺曼教授的《佛教文献学十讲》一书。此书是年,诺曼教授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之邀,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的一系列演讲的结集。

惊闻诺曼教授逝世,我们深感悲痛。今日刊发纪赟先生为《佛教文献学十讲》所作译者序,以表深切哀悼。

《佛教文献学十讲》译者序二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RoyNorman,— )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就师承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HaroldWalterBailey,—)。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存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一生中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Literature,OttoHarrassowitz,Wiesbaden,)一书。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TextSociety)结集出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自—年间,他成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oftheBritish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年3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Universityof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PhilologicalApproachtoBuddhism,SOAS,London;reprintedbyPaliText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重要程度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如何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是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归到了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就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纪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同样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包括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philological以及philology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此词的原始意思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汉译对应。年3月14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在私人交流中建议我译为“语文学”或“语言文献学”,以与作为textualcriticism的“文献学”相区别。对此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早在年4月15—20日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上,我就发表了题名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与未來”一文。其中我提到:

目前受西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很多都把佛教文献学等同于佛教学研究中的Philology。我这里稍微作一点说明。关于这个词的汉语对应翻译,有些直接对应为“文献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本来就有“语言与文献的研究”(thestudyoflanguageandliterature)这一义项。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词又会被译为“语言学”“语文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古典语言、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是目前最普通的义项是语言的科学”,而且更多的时候加上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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