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杰，笔名墨父，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组书记、院长。年毕业于西北*法学院，同年分配到法院工作至今。办案之余喜欢读书写作，有文章在《光明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发表。
贴春联
贴春联的习俗，据说有一千多年了。
过年时农村贴春联，难得有一两个文化人，既无人写，也无处买，更不肯去花那钱。“二十八，门上花”，是说腊月二十八，是贴春联、贴门神的日子。没有春联怎么办呢？因陋就简，就拿小黑碗蘸墨扣圈儿，一个圈儿就是一个字。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不少家的春联就是这样，整齐的两排墨圈儿，就像在等待填空。
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幸运的，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就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每个大队都办小学，一般一个大队两个自然村，老师都是自己解决。学校是民办，老师就叫民办教师，简称民师，都是本村的。初中毕业的很少，属凤毛麟角，多是小学，说不定还是肄业，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以“参差不齐”为例，我们一直读“cancha不齐”，因为老师就是那样教的。但毕竟，村里有了学校，村头有了琅琅书声，文明的种子就此种下，发芽、生长也就成为必然。
农村小学都开有大字课，先是描红，接着就是在米字格里写。老师们学历不高，但字都周正，对我们要求也高，大字课只上两年，许多同学都写一手好字。
学了大字，写春联便不再难。过年时，家长们提前买了红纸，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在院子里摆上吃饭桌，让各家的学生开笔写春联。
会写大字，并不当然会写春联，因为春联有一定的规矩，比如对偶，比如平仄，比如上下联，比如不同的地方写不同的内容。除了对联，家里几乎所有物品上都要贴吉语，箱柜上贴“新衣满箱”，粮囤上贴“新麦满仓”，水缸上贴“清水满缸”，灶台上贴“火旺饭香”，门外树上贴“满院春光”，甚至厕所也贴，词还挺斯文，叫“多肥丰收”。
架子车是各家的重要用具，吉语也不能少，而且是成对的联语，词是现成的，借的是关老爷赤兔马的赞语——“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贴在两个车辕上。真的，自从架子车取代独轮车之后，它的功劳太大，功用太多——拉土、拉粪用它，拉粮食、拉煤用它，扫树叶、扫碱土用它，只要出门，都少不了它。农家处处是出力的活儿，有了架子车，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们感谢它，也爱惜祝福它。那时我们几乎都有“压悠儿”的本事，就是在空车或拉的物品不太多时，让对方蹲在车厢后部，或将物品放在车厢偏后位置，让整个车形成一个杠杆，自己坐在右手车辕的前梢，左脚用力蹬地，利用后面物品的重量，形成后坠的力量，让车前冲，这样只需要左腿左脚用力，就可以让车子保持相当的速度，既快又省力。因为是下压让车悠着跑，我们称“压悠儿”，是劳作中摸索出来的乐趣。
小学生写春联，最为难的是编词儿，只知道对联一般都是7个字，于是就从书上找，最现成的是古诗，多是七言，就直接抄，不管内容是否合适。西头海山给他叔写的是于谦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就贴在他叔三间草房的门两边；两间厨屋贴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我们宋老师看见，笑得直不起腰。后来宋老师教我们说，可以抄毛主席诗词，于是满村都是毛主席的诗句，有“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金锤抄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老师说最好，应景。
春联写好，贴得也要对，上下联颠倒的最多，也有贴串的，上联贴“两个*鹂鸣翠柳”，下联却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有的上联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下联成了“浪下三吴起白烟”，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最可笑的还是海山，他将牲口食槽上贴的“槽头兴旺”，贴到了自家门头，第二天就叫他爹给撕了。
写春联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条件好了，各种商品只需点击鼠标即可下单，快递送上家门，真的太便利了。但这样一来，也少了许多劳作的辛苦和乐趣，各种印制精美的春联门神，挺括地用透明胶带粘到金属门上，忽然就觉得少了些旧时木门框的暖意，那些冬阳下在小饭桌上写春联的情景，就浮上了心头。
青灯有味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类对黑暗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钻木取火使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黑夜中的火苗不仅温暖了原始先民，也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横亘了一道火墙，一条文明的隔离带。渐渐地，人们又发明了油灯，对文明之火的掌控更加自如。自此，灯，就成了家的象征，成了温馨的代称。“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风雪夜归的旅人，远远望见灯光映透的窗纸时，会顿时涌上一股暖流。
油灯可能是农耕时代的最后印记。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通电，晚间照明全靠油灯，而灯油凭票供应，不能随便买，当然也不能随便用，那灯芯、灯捻都做得很细，灯焰都小，是真正的一灯如豆。如果看书，就离灯很近，往往就燎了头发，一声“刺啦”，一阵焦糊。因为灯油纯度低，烟很大，往往鼻子里都是黑烟。那是初始的阅读记忆，彼时的艰辛、艰苦，却是后来回忆的永久甘甜。
青灯有味，这是陆放翁的诗句，那时的油灯不知用的是什么油，但肯定不是煤油吧？煤油灯也是有味的，儿时的油灯都用煤油，大概是从煤里面提炼出来的，最初可能来自海外，叫洋油，煤油灯叫洋油灯，点灯的火柴叫洋火。当然，这是老辈人的叫法，我们上学后，老师教我们改称煤油灯、火柴，已经规范化了。煤油大约介于汽油与柴油之间，有汽油的挥发性，也有一股汽油味儿。因为煤油限量供应，各家都很珍惜，盛放在旧的玻璃酒瓶里，用塞子塞紧，往灯里添油时，浓浓的味道就像后来的汽油。每当晚上进屋，首先要点灯，不用找，一闻味道，就知道灯在哪儿。在灯下看书，鼻子里除了煤一样黑的烟，就是缭绕不绝的煤油味儿，以至于后来坐汽车，我也特别喜欢燃油的味道。
因为对油灯难以忘怀，我特意买了一本《中国油灯》，从春秋的青铜灯到魏晋的青瓷灯，再到民国的玻璃罩灯，材质有铜、铁、锡、银、陶、瓷、木、石、玻璃，林林总总，形制千姿百态，工艺纷繁复杂，说是艺术品也毫不为过。但直到最后一页，也没有看到幼年乡村使用的油灯，那是最简单的灯具，也是最广泛的灯具，即便是最贫困的农家，也总有一两盏这种油灯。
我说的是用墨水瓶制作的油灯。
小时候，玻璃在农村是稀罕物，窗户全部是木窗框，夏天透着，冬天糊上纸。谁家要能在窗户上嵌一块玻璃，那绝对是一件出头露脸的事。上小学时，学校没有表，老师就以窗棂投射到地上的影子计时，上课时划一条线，待影子移到一定程度便下课，这种划影计时也挺准。有了学校，有了学生，就有了墨水瓶，墨水用完，空瓶子一定不会扔，最多的就是做成油灯。走村串户的货郎都卖灯盏儿，就是薄铁皮裹成小圆筒，再剪一块圆铁皮套上去。买回家，只需要在小圆筒中穿上棉线，下端放入墨水瓶的油里，圆铁片正好作盖儿，一盏油灯就完成了。无论贫富，家家必备。
记得刚上小学时，老师要求上晚自习，学校也没有通电，各人自带油灯。因为灯油金贵，怕别人倒自己的灯油，每天下课，再把灯端回去。于是每天晚上，上课下课，我们一个个小手都端一盏油灯。记忆最深的是冬天，夜寒风厉，高低不平的村路冻得梆硬，谁也没有手套，有的手皴裂着血口，有的又红又肿。教室门窗不严，风雪灌入，大家将手捂着灯，一方面防止灯被吹灭，一方面也让微弱的灯苗温暖一下冻僵的小手。有一次，我不小心将灯油洒在棉袄袖子上，一片油污难闻又难看，怕回家挨骂，就想怎样除去油污。先用纸擦，不行，又想油灯的原理，棉线做的灯芯能将油吸上来，慢慢燃烧而灯芯并不受损。结果不小心将棉袄袖子引燃，袄袖烧了个大洞。
曾经有个笑话，说一个地主吝啬，临死时指着油灯不能断气，直到老婆将两根灯芯灭掉一根才闭眼。这故事被城里人讲得津津有味，殊不知这绝不是吝啬地主的独创，节省每一滴灯油是全体农村人的自觉，包括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童。很多家庭，灯都放置在山墙上掏出的墙洞里，洞是两边通透，为的就是点一盏灯，两间屋里都能见亮儿，可以省些灯油。
灯油既金贵，我们就尽量早睡。冬夜漫长，睡不着的我们就凑到母亲纺棉花的油灯前看书。那时纺棉花也是几家人凑一起纺，既热闹，也有省油的意思，灯油是大家轮流添加。一盏灯高挂梁上，下边是五六架纺车，纺花人坐在玉米皮拧成的蒲团上，右手摇车，左手抽线，纺车的“嗡嗡”声匀净绵长，左手的线由短而长，待左臂扬到不能再高，就把抽出的棉线缠到纺锭上。纺锭上的棉线一圈圈缠绕、丰满，最后，一个白白胖胖的线穗儿纺成，从纺锭上取下来，从头再来。这些线还要经过染、浆，再织成布，才能剪裁、制作我们的衣服、鞋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有见过纺线、织布、裁剪、缝制的过程，我们才知道母亲的不易。
冬夜里，除了纺线，母亲做的最多的是纳鞋底儿。纳鞋底儿是我们欢迎的，因为可以听故事。冬夜里，母亲在床顶的顶棚上垂四根线绳下来，长短相当，两两系起来，上面平放一块儿小木板，将油灯放到木板上，高度是恰好的不高不低。母亲坐在床上，灯在她的前上方，正好取亮，床边放着针线笸箩，母亲便开始了她的工作。我们姐弟缩在被窝里，像露头的春燕，看着一豆灯苗，听母亲一边纳鞋底儿，一边讲樊梨花、杨家将的故事。
母亲喜欢讲岳飞，讲岳飞出生后遭遇洪水，在一个水缸里漂了几天几夜，饥寒交迫，母亲的泪水悄然流下。她是想到了自己幼年离乱，想起了和姥姥逃荒要饭，我们姊妹也跟着流泪。母亲讲岳母刺字时，讲得大义凛然，让幼小的我们也激动不已。原来我家东间的墙上，钉着一幅极长的古画，母亲说是姥爷留下的，有山水，有人物，画在绢上，用绫装裱，就像我们的床围子。母亲讲的故事都发生在古代，油灯映照下的古画更加古意盎然，我们仿佛成了画中山水间的人物。多少次，我们都是听母亲讲着，看着她穿针引线、纳鞋底儿的影子被油灯映在画上，一阵困乏，朦胧间便睡着了。
……
老家的老屋已经拆除多年了，那幅画也不知到了哪里，母亲离开我们也已经4年了。4年里，想到母亲，我都会想起老屋，想起她吊在顶棚上的油灯，想起她灯下纳鞋底儿的样子，也想起那幅画。
割草往事
楼顶的菜地里冒出了几棵不像是菜苗的绿芽，妻子问我，我也不认得，只说先留着吧。那绿芽长得却快，很快超过了撒种的白菜，亭亭地径直上长，等到它的叶子成形，我认出来了，哦，是甜绿豆！
甜绿豆是老家的叫法，是一种野生植物，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野草，豫东平原很常见，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暮春或初夏破土，叶长圆、碧绿，夏末秋初已成蓬蓬勃勃的一丛，总有半人高。果实开始形成，在白色花朵的蒂托儿上，两颗三颗，四颗五颗，攒成一簇，挤挤挨挨而又单独成粒，是小小的圆球形，若浅绿色的米粒——是小米般的珠粒。这珠粒逐渐长大，而圆形依然，最后长成绿豆大小——比绿豆更圆润，便开始上色，先是由青而浅绿、而深绿，再发暗，像石绿的调色盘中添加了一点赭石，是一种淡淡的浅紫，然后再逐次加墨，那色调越来越浓、越来越深，最后被调成了彻底的黑色，而这黑色中又泛出一种深紫的神气，是其中浆汁的滋润所致。这时，甜绿豆就成熟了，可以吃了，但注意，即便是同一簇，成熟也有先后，有的黑了，有的紫了，有的还青着，只有泛着紫光的最好吃，是甜里带点儿酸的味道。那甜是平平的甜，而酸只是那么个意思，混杂了其他浆果的味道。甜而不腻，酸而不过，是难以名状的滋味儿。
儿时在农村，干的最多的农活是割草，或者割草就算不上是农活，因为这多是由孩子们承担的，大人有更重的活要干。春、夏、秋三季，只要不上学，我们就要挎上草篮子去割草，从早春麦苗返青割到遍地麦浪，从割完麦子的盛夏到场光地净的深秋，一个草篮，一把小铲，就是我们农家孩童的不变装备。入秋后，地头沟边的甜绿豆成熟了，那种甜中带酸的紫色浆果入口酸甜，不多，但适口，是大地对我们割草孩儿的馈赠和奖赏。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是陶渊明说的。其实他说的并不对，地里的庄稼不爱长，草一样不爱长，至少我们那里是这样。挎草篮跑几块地才能割满，满篮是基本的要求，否则回家就要挨吵，因为没有胜任最轻省的工作。每每回家时我们都要看着半篮子草发愁，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垫树棍儿的歪招儿：上树掰些细枝，铺在篮子底下，把草暄暄地放上，看着便是满篮了。只是要防止大人发现，不然很可能招一顿打。
还有取巧的办法，就是投草。投草又叫“来草”。我们那里管很多娱乐活动都叫“来”，打牌叫“来牌”，弹玻璃球叫“来琉璃蛋儿”，凡此等等。来草是所有参与者都割一把草，集中到一起，在远处立一树棍儿，然后大家从一个地方向树棍儿投小铲，谁的小铲离树棍儿最近，那堆草就归谁。如果人多，赢两次就是一满篮。后来读书，知道古人有投壶的游戏，也是竞赛投掷的准确度。农村孩子没有古人的雅致，投草是我们单调贫乏生活的自娱自乐。常常因为争论谁的小铲更近，众人闹得不亦乐乎，而小铲离得远、赢草无望的就起哄，说：“重来，重来！”无端地给自己增加一次机会。
因为草少，割草也不易，我们每年有到开封割草的，拉着架子车，蒸一锅馍，带着一头大蒜，走上七十里路才到开封郊区。在人家菜地旁，算给人家义务除草，还得给人家说好话。一去一星期，边割边晒，六七天可以割一车。回来后可以缴生产队，按斤算工分，也可以缴给学校抵学杂费。缴草既可以缴干草，也可以缴鲜草，每天在湿热的玉米地、高粱地里割几个小时，可以缴上几十斤鲜草。我最多一次割了五十多斤，小胳膊累得发抖。
天天割草，几乎所有的事都和割草有关。我们村少有果树，只有几户房前屋后种有枣树，那枣便成了我们觊觎的目标。等不到中秋枣红，我们有事没事总往枣树下跑，看那枣能吃了，便用准备好的砖头瓦块，对准最密的树枝就是一下，那是天天投草练出来的技能。“哗啦”，地上便落了一片，我们赶忙捡了就跑。遇到信息有误，主人在家，就是一通骂，我们也有词：生瓜梨枣，谁见谁咬！
除了投枣，偷瓜更是我们的所爱。三里五村，每年总有种瓜的，夏秋两季，瓜园注定是孩子们最乐意去的地方，而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偷瓜！看守瓜园的都是老人，这使我们总不乏胆气，夜里偷，白天也偷。从瓜地旁边的庄稼地里爬过去，在瓜垄间寻找相对熟些的西瓜，找到后慢慢顺着瓜垄滚出来，这时往往就被发现了，看瓜的老者大喊着追来，一边作势舞着瓜铲，我们也不再匍匐前进，抱上瓜爬起来就跑。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被追上，在庄稼地里一通狂奔之后，追逐的老者颓然止步，一伙人偷瓜即告成功。找个树荫，拿小铲将瓜杀开，不管熟不熟，酣畅淋漓地吃上一通。其实偷瓜之乐不在吃，那种未被发现时的小心翼翼，被发现后奔逃的仓皇狼狈，那种狐狸与猎人斗智般的刺激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也有不幸被逮住的，下场是明摆的：一般对偷瓜的惩罚都是吃辣椒。瓜庵边上都种有辣椒，还都是很辣的品种，这时看瓜人就逼我们吃辣椒，而且不准说辣。看我们被辣得龇牙咧嘴、直吸冷气，看瓜人开怀大笑，便让我们离去了。
有次我和四清中午放学去割草，割着割着就到了邻村的瓜地旁，瓜地里的草都特别茂盛，在高粱地里钻半天的我们还没割满篮，看着瓜地就有了想法，商量好分头下手，他在东，我在西。我们两个村子的地界是一条河，春天才挖过，堤岸平整，河道很深。我们一西一东，蹚水过了河，上了堤，却不见有人，悄悄进了瓜地，还是不见看瓜的，我大了胆，“唰唰”地割了一堆草。四清在东边已经得手，摘了一只大瓜，正跟我打招呼让我快动手。我却不着急，到瓜庵里看了看，确实没人，心想大概是回家吃饭了，这才不慌不忙地去找瓜，就在找到一只大瓜正弯腰去摘时，从瓜庵后转出一个人来，大喊一声：“别跑！”
我哪能不跑！拔腿就蹿，那人紧跟着撵，我几步跑到河边，从这边河堤上直向对岸跳去，一丈多宽的河面被我一跃而过，直蹦到对岸的河堤上，直接就进了高粱地。后面那人估计没料到我蹦这么远，放弃了追赶，却喊：“别跑，把你的草拿走吧！”我哪里肯信，在高粱地里猛蹿一阵找到了四清。他正坐在树下有滋有味地吃西瓜，见我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说我跑得真快。真的，我再也没有跑那么快过，而且能跳那么远。后来看《三国演义》中刘皇叔马跃檀溪，大生知己之感：心急之际，真能发生奇迹！
这是40年前的事了，如今社会发展得真快，从乡村的原野到水泥丛林的城市多年，每每下乡，看到路边那么多的野草，我心里就觉得亲近，多好的草啊，原来怎么没有这么多呢？幼年时挎着草篮，在春风中，在麦田里，在秋野上，四下寻觅野草野菜的情景便如在眼前。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
编辑：马欣审核：李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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