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用什么药膏好 http://m.39.net/pf/a_4780765.html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
?萧梅
摘 要：中国的传统器乐原来主要以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以及与信仰、礼俗仪式密切相关的地方性乐种，戏曲、曲艺中的过场伴奏等形式存在。伴随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与西方艺术音乐的参照，一种脱胎于传统存在方式的“国乐”，进入了音乐学院建制，并在几代音乐人士的努力下，逐渐稳定为“民族器乐”表演专业，并以“国乐”“民乐”“华乐”“中乐”等称谓出现在不同地域的华人世界。百年来，这一表演专业所涵盖的器乐，也自然以顺应这一流脉而产生的“民族管弦乐队”之常规乐器为主，结合不同地方特色乐器的补充，构建起各地音乐学院乐器表演“大同小异”的专业方向。它作为20世纪迄今的“新传统”，完成了科层制的教学体系，积累了包括古代传谱、民间音乐典籍化，以及自刘天华以降愈益丰厚的创作所共同构成的曲目文献，并在传统与当代的张力中围绕不同乐器演奏，各自整理、发展出丰富的表演技法，共同完成了“民族器乐”作为国族话语下“普遍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传统（古典、地方和少数民族音乐）中的民族器乐尽管蕴藉着令专业学子惊叹的艺术性和文化精神，却不得不以“原生态”为冠，被卷入一种“遗产化”的命运。而就传统音乐传承和作乐方式核心的表演者之演奏活化，也转变为以作曲家作品文本为中心。基于这一背景，本文由音乐生产过程中表演者的主体性出发，思考传统音乐实践性的音乐构成观及其内涵。就“表演者的主体性”“谁的表演与语境”“社会转型中表演者的多重叙事能力及创造”问题的探讨，反思表演者的当代处境，以及由实践本身认识、传承并拓展表述能力，在流变中保持创造力（creativity）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之间的张力。关键词：民族器乐；新品（乐）种；典籍化；表演者主体性；演奏活化；表演语境；当代演释“民乐1.0，民乐2.0，学院派3.0”
这一标题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居美国的音乐家胡建兵用软件版本之名，对中国音乐中的“民族器乐”发展阶段所做的形象归纳。[1]作为“民乐人”，他在短文中的现身说法，恰恰与民族音乐学界自20世纪末以来的学术反思有着极大的共鸣，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专业高等音乐教育领域中的传统音乐传承问题。年，笔者在任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了“20世纪国乐传承志述”课题，在持续采访中深刻地感受到传承方式的变迁，是音乐存在方式乃至音乐本体观变迁的核心。[2]而胡建兵所谓“民乐”，即“民族器乐”，本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它本身内含了相较于中国历史上以不同乐种命名的“乐器音乐”之变迁，体现为原民族音乐理论中的分类研究、教学，以及表演专业系科。[3]何为“民族”之内涵和意义？它的基础是什么？它又何以自成一派（组），并与中国音乐界的前辈们于20世纪上半叶即开始使用并为后继者延续下来的“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等概念或范畴有何关系？如此等等。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民族声乐”本应包含戏曲、说唱以及各民族歌曲演唱。而目前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声乐”，则指由学院建制下发展而来的专业称谓。应该说，后者的建立与发展更多地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所谓“西洋唱法”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于“中国的民族乐派的声乐艺术”[4]建设中发展出来的。
本文的“民族器乐”，即“中国的民族乐器的器乐艺术”随着约定俗成的专业分类与学科发展，历经几代人的专业化、艺术化、经典化，它俨然是一种内涵和外延相对清晰的新品（乐）种，并形成了“新传统”。围绕此“新乐种”，“中西”、古今、雅俗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在21世纪，面对现实的两个问题讨论日益尖锐：一个是“民族器乐”领域中不断发出的自诘，“为什么比赛的获奖者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却越来越少？感觉贫弱吗？表达贫弱吗？技术存在怪圈吗？……”另一个则是那些身处“民间”的吹打乐、丝竹乐、笙管乐、弦索乐、戏曲文、武场，以及各类少数民族器乐等，它们尽管蕴藉着令专业学子惊叹的艺术性和文化精神，却不得不以“原生态”为冠，被卷入一种“遗产化”的命运。两个问题互相交织，还是“根”的焦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是继续以“新乐种”为逻辑起点，做创作、表演和教学的内循环或内卷化的研讨，还是重新思考“民族器乐”现代转型的诉求和脉络，反身认识和理解传统，在传承方式所致之音乐存在方式层面来研讨，并寻找其当代演释的可能性？
一、“民族器乐”：“国族”话语下的新品（乐）种
（一）民乐-中乐-国乐-华乐
恰巧在年，笔者连续接到两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