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发病机理是什么 http://pf.39.net/bdfyy/bdfhl/180425/6192730.html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朝代。它拥有至今仍令人叹羡的高度的物质文明、至今仍不可企及的峻拔的文化高峰，却又饱受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权的强大压力，并最终为其所亡。北宋如此，南宋亦是如此。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34岁的赵匡胤*袍加身，代周建宋，改元建隆，宋朝历史由此开启。宋钦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次年（）四月，金*俘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北宋灭亡。
靖康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24岁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赵宋*权，自此至祥兴二年（）帝昺蹈海而亡，历时年，史称南宋。
南宋在历史上曾经饱受争议，甚至非议。现在，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深入人心、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的持续推进，应该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的时候了，应该对南宋有一个冷静理性、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宋高宗赵构
一
南宋为中华留下了无所不包、无上上品的遗产。
第一，*治方面。
南宋一直将今天的杭州作为“行在所”“临安”，即作为行宫所在地、临时安顿处，表明了统治集团不忘收复中原的心愿。
南宋年历史中，涌现出了洪皓、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爱国志士、杰出*事家。《宋史·忠义列传》中收录的位爱国志士，大部分是南宋时人。
南宋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始于宋初的“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治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寒门入仕蔚然成风，科举登第者多为平民。宋理宗宝祐四年（）登科的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了70%1，使广大的社会精英拥有了人尽其才、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在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经济方面。
农业空前发展。水田、圩田、梯田大规模开垦，田野拓辟，阡陌相望。农技创新，农机改良，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较唐代提高了两三倍，人称“农业革命”2。江浙成为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3的谚语和南粮北调的局面。
手工业空前发达。南方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临安、龙泉继越州成为越窑青瓷的后起之秀，包括战船、商船、游船在内的造船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商业空前繁荣。交通四通八达，“市坊合一”的商业格局开始形成，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业税开始超过农业税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北宋时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时已在全国普遍使用。外贸空前兴旺，形成了广州、泉州、临安、明州（今浙江宁波）等20多个通商大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4。年12月成功出水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至年4月29日，共打捞出各类稀世文物件套，其中瓷器件套、金器件套约2.8公斤、银器件套约公斤5，足见外贸之盛。
赵构草书天山七绝诗扇面
第三，文化方面。赵构草书天山七绝诗扇面
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大师迭出、群星璀璨，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实现了儒、释、道的合流，形成了儒学的新高峰理学思想。
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词在北宋基础上达到鼎盛，涌现出了豪放词派最高代表辛弃疾、“易安体”创造者李清照、词坛巨匠陆游等伟大词人；唐圭璋辑《全宋词》中，所收词人籍贯和时代可考者人，其中南宋人，占了74%。诗另辟蹊径，与唐双峰并峙。话本小说兴起，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南戏出现，作为元代杂剧的先驱，意味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书画艺术鼎盛，除文人外，皇帝后妃、达官贵人中，也多有书画大家。
教育空前发展。书院蓬勃兴起，宋代所书院中，南宋占了所6。私塾村校遍及城乡，教育得到普及。
史学空前突破。学者们首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纲目体，而他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先河。所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难怪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两宋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当时的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7也难怪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8更难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9。
第四，科技方面。
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时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南宋时得到全面、广泛、切实的应用，特别是指南针发展成为罗盘针及其在航海上的应用，预示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成了近代枪炮的前身，是世界兵器史上的大事。南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本活字印本。南宋的造纸业，规模大，品种多，质量高，与印刷业交相辉映，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农业技术领域，《橘录》是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菌类专著。《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早了多年。陈旉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他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专著。
制造技术领域，南宋时发明了“冶铝吹灰法”与“铜合金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比欧洲早了年，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水平。丝绸、瓷器的加工制造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南宋石刻《天文图》
天文、测绘技术领域，现存于浙江杭州碑林的南宋石刻《天文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石刻全天星图。刻于宋高宗绍兴六年（）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是最古老也是最早用网格符号表现比例的地图，代表了宋代地图学的最高成就，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雕版墨印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及汉唐地理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现存苏州市博物馆、成碑于宋理宗绍定三年（）的石刻《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图，展示了近千年前苏州城的水陆双棋盘式面貌。这些地图测绘成就，其实是南宋失土的焦虑与天下一统愿望的*治展示，是世代不忘天下观念的教化道具。
数学领域，南宋作出了极为辉煌的世界性贡献。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了多年。著有《详解九章算法》等10余部数学专著的杨辉，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数学家。
医药领域，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了年，标志着中国法医学的正式形成，成了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宋慈因此而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南宋时，还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成药规范《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腧穴针灸铜人，以及妇科百科全书《妇人大全良方》、儿科百科全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与《幼幼新书》。
第五，社会生活方面。
南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史、特别是社会救助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荒*”“义仓”“义庄”“养恤”制度，更是在当时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倡导友善风气起到了现实性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以医疗保障为例，朝廷在临安设立了4处熟药所，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改为“太平惠民局”10。宋末元初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这些药局所售药物只有时价的三分之二，遇疫时免费赠药，药品定期检查，过期销毁。药局还实行轮流值班制，若因失职影响到急诊病人的治疗，当值医官“杖一百”。民间的药坊也十分兴盛，如当时在今杭州惠民路一带有“杨将领药铺”等，在太庙前有“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11等。与此同时，官府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便利了民众的疾病治疗，在中国医药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探索，才为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历史智慧。
随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离土离乡、务工经商。宋前的“重农轻商”*策得以终结，“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12成为共识。
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作为城市中非农人口的“坊郭户”，成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作为独立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绍兴元宝
第六，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方面。
南宋实现了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移与路标性意义的伟大转折。一方面，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南宋促成了中国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向海陆型经济的伟大转折，这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开启了大门。
南宋传播了自己先进的思想文化、*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优化了女真、蒙古等中国北部少数民族的文化构成，加速了他们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提升了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从而促进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
南宋确立的程朱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了元、明、清三代，时间长达余年之久。
南宋与北宋立国年，撇开在西汉与东汉之间有过短暂的新莽时代的汉朝不算，宋朝是中国封建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两宋王朝在“外患”深重的情况下保持了如此长治久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治的加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与科技的进步。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权的极好示范。
汉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交流与对抗、一统与分裂、和平与战争的对比中，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获得感，增添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紧迫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有了这种用共和与共荣换来的宝贵经验与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自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世界影响方面。
南宋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南宋的儒学文化、理学思想传至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与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文明发展的一大奇观。
南宋的对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使中国在十二三世纪时，成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13。
南宋时传到西方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英国大思想家培根看来，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14，而马克思则更是称之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15。的确如此，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经由南宋在应用提升的基础上传到西方后，人类思想由此而感到豁然开朗，世界面貌由此而变得焕然一新了。
二
临安南宋遗址
南宋为杭州奠定了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基础。
今日的杭州，在远古时期属于于越人的活动区域。作为世界遗产的5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是越人的伟大创造。2年前，杭州属于越国的辖区。秦汉时期，杭州属于会稽郡。
明代大文人袁宏道在《山阴道》中，通过诗句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16。这就是说，六朝以前的人，还没有听说过西湖比山阴道好的；山阴道与钱塘西湖都堪称清奇，但若论驰名先后，则前者远比西湖要早。
即使到了唐代，越州的地位也远在杭州之上。为杭州西湖留下了白堤的白居易，是杭州刺史。而他的好友、大诗人元稹，则是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统辖浙东八州。元稹有“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17的诗句，其中的“俦”字，显然是“同辈”的意思。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越州的城市，天下第一；越州的经济，举世无双；越州的人文，全国领先；苏州和杭州只不过是作为配角而已。元稹出生于中原大都会洛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将当时都已经是江南出名的大州的苏州和杭州列在越州之后，固然有为越州的地灵人杰所倾倒的因素，也未免有“屁股指挥脑袋”的嫌疑，但确实也为后人留下了越州在当时处于天下无俦的崇高地位这一重要的史实。
吴越国拥有今浙江和苏南、闽北地区的13个州。由于钱镠是临安人，加上他担任过杭州刺史，于是将杭州定为都城，称西府；又因为越州在当时的现实地位，加上钱镠两次平叛的*功都产生在越州，这是他起家的地方，遂将越州作为陪都，称东府。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都城，其周围城垣达到七十里，“富庶盛于东南”18；与此同时，*治地位也迅速超过绍兴而居首位。经过吴越国的苦心经营与北宋时的发展，杭州的整体地位日渐提升，成为声名远扬的“东南第一州”19。
而南宋将杭州作为事实上的都城，则使杭州真正实现了从蓄势待发、整装待发，到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转变。由州府跃升为皇都，使杭州的城市性质与城市能级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接下来的杭州，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甚至是开天辟地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说，南宋为今天的杭州，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基础；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没有南宋作为都城，就没有今天杭州的地位。
第一，南宋使临安成为了全国的*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是*治中心。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驻跸杭州，改州治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宋高宗绍兴二年（）正月，高宗君臣从绍兴移居临安。绍兴八年（），宣布临安府为“行在所”，实际上是承认了杭州为事实首都这一现实。元朝末期史臣们编纂的《宋史》，则对此作了直截了当的记载，“是岁，始定都于杭。”20
南宋朝廷从绍兴迁到临安后，经过诸帝举国之力的扩建改建，临安城内布满了宫殿、官衙建筑，特别是以御街（今杭州中山路）为中轴线，周边布局了太庙、三省六部、枢密院、御史台等21。临安由此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宋王朝的*治中心。
二是经济中心。作为都城，经济自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临安手工业发达，生产品种有种之多22。每一种产品都有专门的制造作坊，有的数量达22家之多23。它们分工专业，门类众多，产品丰富，制作精细，特别是丝织、印刷、造纸、制瓷、造船等，规模很大。按照经营者的不同，这些手工作坊可以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类，而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则云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考古发掘的乌龟山官窑遗址24与老虎洞官窑遗址25，分别是文献上记载的南宋时临安先后建设的郊坛下、修内司两座官窑26，它们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还值得一提的是，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惠民路中段距地表深3米处，发现了一处三开间房屋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制药相关的用品；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白马庙巷西侧，发现了一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制药用的水缸、水槽、石碾子等用具及乌梅核等药材27。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水平最高的手工业生产中心。
与此同时，临安商贾云集，集市遍布，商铺林立，通宵达旦，竟夜不歇。特别是御街（今杭州中山路）沿线，商铺密集分布，成为临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核心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28，“无一家不买卖者”29。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华的商业贸易中心。
三是文化中心。南宋时的临安，群贤毕至，李清照、朱熹、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诸多流芳至今的文化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临安教育机构众多，分工细致，仅就朝廷直管的教育机构而言，就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也有专门培养*事人才的武学，还有专供皇室子弟读书的宗学，合称“三学”。
临安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的雕版印刷业，宋版书的精华大多出自这里。
临安的文化娱乐业高度发达，供人闹玩的瓦子，上演百戏的勾栏，以及酒楼、茶坊等，鳞次栉比，昼夜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有文献记载，当时临安城各行当的名艺人有多人30，上规模、档次高的瓦舍有23座31。
临安文化的兴旺，一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城市生活的活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荣的文化中心。
第二，南宋使临安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
一是从皇宫大内看。作为“行在所”，朝廷对临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设。首先是依托凤凰山，围绕馒头山，建设皇城，即宫城、大内，利用自然地形布置宫殿、园囿与亭阁。宫殿因山就势，气势浑成，是中国古代利用自然地形、因势利导组织建筑群的优秀典范。外朝的大庆殿和垂拱殿位于皇城南部，太子宫即东宫位于东部的回峰。一般宫殿、寝殿和后宫在北侧，后苑在西北侧，基本符合“前朝后寝”的皇城惯例。“皇城的四至范围大致是：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南临宋城路，北至万松岭路南。”“皇城的东西直线距离最长处约米，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约米，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近50万平方米。”32
二是从城垣体系看。在建皇城的同时，朝廷开展了对外城即罗城的大规模改造建设。经过多年的精心营造，形成了完整的城垣体系：北城墙，东起东河坝子桥，沿环城北路至环城西路；西城墙，从环城北路经环城西路沿河、白沙路、湖滨路、南山路至万松岭附近，向南凤凰山山脊、将台山延伸；南城墙，从将台山南经桃花关、冷水峪、包家山，在嘉会门即凤凰山东与凤凰山脚路交界处，转入平地；东城墙，北起坝子桥，经沧河下、岳家湾、东青巷、直大方伯、金鸡岭、城头巷、直吉祥巷沿河及金钗袋巷一线，至凤山路折向西南与嘉会门连接33。
值得借鉴的是，这些城墙的修筑，都采用了尊重自然、因地制宜、节约成本、不搞铺张的原则。如南城墙经过凤凰山，因基础为岩石，处理就相对简单。内外两侧包砖，中间为含小石子的山地泥土。又如西城墙，因临近西湖，土质松软，就采用了挖基槽、打木桩、填碎石等基础作业法，城墙主体则用含碎石的夯土分层夯筑，两侧底部用规整的大石块砌筑加固。
为了防御工作的需要，这些城墙十分的高大。文献上记载，“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34。这样的城垣，实在称得上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了。
在修筑城墙的同时，还有规划地修建了城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增筑东南外城，有城门十三座，另有水门五座35。“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36这就既发挥了城墙的屏障作用，又方便了城市的交通与市民的生产生活。
我们从临安城墙的选址布局、设计施工与城门的安排布置、功能考虑中可以想象，这座一千年前的城市，规划有多么的科学，规模有多么的庞大。
三是从功能建筑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城内相关功能性建筑的情况。以临安府治为例，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上城区河坊街荷花池头地区旧城改造，对府治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平方米，发现了南宋临安府治诵读书院的亭堂、西厢房、庭院、天井、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制成的建筑构件、生活用具、练兵器材以及红木仕女、铜钱等，还发现了清、明、元、南宋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这一考古发掘，至少有两点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与文献互证了府治的辉煌。根据宋度宗咸淳《临安志》府治总图等记载，南宋临安府治的东、南两面均以刘福沟为界（即今杭州之劳动路、河坊街），西南至西城边（即今杭州之南山路），北与府学为邻（即今杭州之三衙前），占地面积超过百亩。从州桥进入府治大门，设有正厅、简乐堂、见廉堂、中和堂、有美堂、清明轩、诵读书院等数十座大型建筑，治内还建有牡丹亭、竹山阁等亭台楼阁。这次发掘的诵读书院厅堂，虽非治内主体建筑，但从其所用官式作法，以及规模之宏大、用材之讲究、营技之高超看，完全可以想见临安府治当年是何等的辉煌壮观。
其二，南宋临安府治历元、明、清三朝，未曾易址，前后达年之久，实为全国罕见，这又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府治选址、规模、设计、建设的科学合理。难怪这一遗址被评为“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四是从城市人口看。南宋后期，临安府的人口达到了-万人，而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威尼斯才只有10万人。即使到了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伦敦的人口也不过4-6万人37。至于十二世纪的美洲和澳洲则尚未被外部世界发现，欧洲现有的主要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基辅大公国（今俄罗斯）才刚刚形成38。“仅从城市人口规模看，年前的杭州就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城市”39。
“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40我们完全可从城市的繁华、外贸的发达、科技的领先、文化的兴旺与人口的众多等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宋时的临安，是首屈一指的全国性大都市，独占鳌头的国际性大都市。
第三，南宋使临安成为了一座善于融合融化、拥有美食美味、令人悠然怡然、能享精致雅致的利居利游之城。
南宋时的临安城，南北人口和谐相处，南北语言融汇一体，南北饮食交相辉映，实现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宋理宗咸淳（-）年间，临安所属九县在籍的“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41，这其中包括了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流民等大批南迁的人口。朝廷对流民生活较为重视，在府城内外设立了20多个接待处，专门负责从各地来的流民的接待安置工作。由于社保体系较为健全，这些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得到了较好的融合。
在多年的和平相处中，北方话逐渐融合到越中方言之中，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的“南宋官话”，并一直流传延续到了今天。“越中方言受到了北方话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42
不仅仅是语言的交融，自南宋起，杭州人的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稻米为主食，发展到了米、面皆食，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杭邦菜系”。“‘南料北烹’美食佳肴，结合西湖文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杭邦菜系，而成为中国古代菜肴的一个新的高峰。”43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致使杭州人成了“吃客”，形成了追求美食美味的饮食之风。
南宋时的临安，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得益于隋、唐、吴越国和北宋时打下的基础，西湖已成为城市的璀璨明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上作为南宋首都后的锦上添花，使这座城市成了令人悠然怡然的好地方。
南宋时的临安，从皇宫寺观、园林别墅到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无不体现了江南独特的精致；而丝绸、瓷器、扇子、剪刀、雨伞等，更是体现了江南独有的雅致。
南宋时临安，由此而成了一座利居利游之城。人们一直将宜居宜游，作为一座城市环境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底线的标准。一座城市，如果仅仅适宜居住与旅游，是远远不够的。利居利游，才是城市环境的最高境界。这一点，南宋时的临安已经做到了。那时的临安人，注重劳逸结合，讲究生活品质，欣赏湖山风光，享受闲情逸致，在辛劳之余，不忘吃喝游乐、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以中秋为例，“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44“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45一直以来，人们总以为这首诗是在批评南宋统治者的偏安江南，不思进取。其实，这首诗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临安的城市风貌、城市风情与城市风尚。
三
孙小东篆刻绍兴（附边款）
南宋为绍兴增添了无以复加、无可企及的荣光。
这种荣光，不仅仅是使绍兴拥有了一个好名字，而且还在于为绍兴的城市、经济、水利、文化等留下了受惠至今的丰厚遗产。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寰宇罕觏、熠熠生辉的名字。
第一，绍兴是一座城址未变、城名多变的城市。
关于绍兴城市的发展变迁，我曾在为邹志方先生编著的《唐宋诗人咏龙山》所作的序言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夫越之所以闻天下者，由是城也。周敬王三十年（前），越王句践择今之绍兴龙山东南麓，筑城立都。汉永和五年（），马守筑湖，水城桥都，始成雏形。两晋之际，成‘海内巨邑’，如‘昔之关中’。隋时，越国公杨素重修越城而定枢局。宋高宗陪都越州，升州为府，赐名绍兴。元为路，明清为府。其间几经分合易复，而城池之基，未尝移也，乡贤陈桥驿公叹谓江南独绝，举国罕觏。”46
从大越到山阴、从句践小城到山阴大城、从会稽郡城到越州州城、再到绍兴，城市的名称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惟绍兴之名，一直使用至今，已拥有了这座年历史古城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第二，绍兴名字的由来。
绍兴之名，始于年，是由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赐予的。这里不妨就此作些具体的介绍。宋钦宗靖康二年（），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各地，同年十一月南下暂住扬州。宋高宗建炎三年（），金*逼近扬州，宋高宗仓促渡江，经建康（今江苏南京）、杭州，于十月抵达越州，居州廨，百司分寓。这是宋高宗第一次到越州。
建炎三年（）十二月初五，由于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继续东行，由越州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又由明州登船入海，流转于温州、台州海上，直至金兵追去，才在温州登岸。建炎四年（）四月十六日，宋高宗自明州次余姚，因海舟大不能进，易小舟北返越州，驻跸州治。这是宋高宗第二次到越州。
建炎五年（）正月初一，宋高宗在越州大赦、改元，敕曰：“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霈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47同年十月十一日，宋高宗仿效唐德宗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
绍兴二年（）正月初十，宋高宗君臣一行从绍兴出发，经钱清、萧山抵临安。自建炎四年（）四月十六日至此，宋高宗驻跸越州一年零八个月。而如果从建炎三年（）十月算起至此，则宋高宗驻跸越州的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不管是一年零八个月还是两年零两个月，绍兴都是仅次于临安府的南宋作为“行在”时间最长的地方。
第三，绍兴名字的意蕴。
绍兴的“绍”，是接续、继承的意思。“绍，继也。”48“绍庭上下。”49“弗念厥绍。”50“使寡君之绍续昆裔。”51“不绍叶公之名，而使之悦近而来远。”52“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53“绍复先王之大业。”54这些里边的“绍”，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的“兴”，是兴盛、兴旺的意思。“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55“稽其成败兴坏之纪。”56“兴复汉室。”57“汉室可兴。”58“天宝定尔，以莫不兴。”59这些里边的“兴”，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正是承继前业、振兴昌盛之意。但这个词并非宋高宗首创，而是早已有之。如“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60“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61“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62
承前业而壮大之，开未来而兴昌之。由此看来，“绍兴”实在是一个含义极好、意蕴深厚的词汇。宋高宗将其作为自己的年号，想要表明的，正是“绍祚中兴”——继承大宋江山、复兴大宋伟业的*治愿景，“是有望于北方土地的收复”63的美好愿望。而他升越州为府，并将自己这一意味深长的年号赐给这新近升格之府，也足以表明他对绍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殊为殷切的期望，毕竟这里是大宋江山星星之火的保存之地，更是他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救命之地。
不管怎么说，这个有着良好生态、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地方，从年开始，有了一个寓意深远、如意吉祥、名副其实的新名字——绍兴，并且一直叫了近千年。仅从这一点而言，绍兴人是不应该忘记宋高宗的。数往而知来。现在，应该是绍兴人赋予这座城市、这个名字以新的意蕴的时候了，那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天下独绝、辉耀至今的城市。
第一，南宋时的绍兴*治地位高。
一方面，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十月，首次抵越州。后虽于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流转于明州、温州、台州，但大兵营仍在越州。建炎四年（）四月至绍兴二年（）正月，宋高宗一直驻跸于绍兴。因此，这段时间，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首都。
另一方面，宋高宗于绍兴元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更是对绍兴城市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绍兴的*治地位。南宋时，将地方最高行*单位划分为十五个路，其中的浙东路共辖绍兴、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等七个府、州，而绍兴是路一级*事机构帅府和浙东转运使司、浙东提点刑狱司、浙东提举常平司等路级官署的所在地。朱熹便是于宋孝宗淳熙八年（），到绍兴出任浙东提举常平的。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将皇陵建在这里等举措结合来分析，可以认为，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陪都。
由此可见，南宋时的绍兴，其*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府，仅次于首都临安。
始于南宋的绍兴石门槛
第二，南宋时的绍兴城市规模大。绍兴石门槛
一方面，是空间的迅速扩大。从城墙角度看，南宋时“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64“子城周十里”65。而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已不再局限于城墙的外移，而是突破了城墙的局限，向城墙外扩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城郊成了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绍兴城市发展形态的历史性转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与城市空间扩大相伴而来的人口的迅速增加。宋宁宗嘉泰元年（），山阴、会稽在籍的户为，丁为88，不成丁为。若按每户5人、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为近20万。而若按男女性别为1:1、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在23万多。将这两种情况兼顾起来，府城人口当在20万左右。另外，如再加上各类官员及其家属、驻*、宋室宗亲以及各类流动性常住人口，府城总人口当在30万左右。
第三，南宋时的绍兴城市布局优。
绍兴这座城市，如果说句践奠定了城址基础、杨素奠定了城廓基础的话，那么汪纲则是奠定了城网基础。汪纲不仅是位敢于任事的好官，而且还是位善于干事的能吏。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好官能吏，实在是百姓之福。汪纲在任绍兴知府的8年间，颇多惠*，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三件功在当时、利泽今朝的大好事。
一是修筑城墙城门。在宋仁宗皇祐（-）间知州王逵、徽宗宣和（-）间守将刘显忠以及宋宁宗嘉定十三年（）知府吴格修筑城墙的基础上，汪纲*定十六年（）又对城墙与城门进行了系统的缮治，设城东五云门、城东南稽山门、城西迎恩门、城西南常喜门、城南植利门、城北三江门等7处陆路城门，城东都泗门、城东南东郭门2处水门。至此，绍兴城墙城门相对固定了下来。
二是修缮街衢街河。针对居民增加、业态繁杂、违建占路、泥路难行、交通混乱、河道堵塞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与整治。“计置工石，所至缮砌”，城内“坦夷如砥，井里嘉叹”67；同时，对与台州、明州往来的要道斜桥坊街路，也“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68。从此，绍兴城区的主要街道与对外道路的路面，由泥质改成了砖石铺设，这是绍兴城市的一大历史性变化。河道的保护治理，历来是绍兴这座水城的一项要务。汪纲采取的办法是，“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閧（通‘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69如此大的工程，由于“经画有条”，不但整个实施过程“役且无扰”，而且实现了“悠久惠利”70的目的，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借鉴的。
三是优化街厢街坊。嘉定十七年（），汪纲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顺时应势，乘势而为，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优化，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71，其中会稽县界设第一、第二厢，分别统辖21坊、19坊。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分别统辖31坊、20坊、5坊。这一调整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顺应了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工商业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突破了坊与市的传统分隔与封闭，形成了崭新的、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坊巷格局，坊成了开放性的基层街区，厢则成了由一定数量的坊巷和街道组成的较大范围的街区。通过这一轮全面系统的改造建设，绍兴城内的街衢布局、河道布局、坊厢布局，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中华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即使到了今天，绍兴古城内的历史街区、残留河道、沿用地名都还有汪纲时的痕迹。难怪人们又将绍兴这座城市称之为“宋城”。汪纲所为，进一步巩固了绍兴作为京畿重镇、南宋陪都的地位。他的城建城管理念与举措，值得好好借鉴；他为绍兴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永远记取。
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时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南宋初，朝廷宣布了40个“大邑”，绍兴名列其中，位居前列72。大名臣、大文豪王十朋在府山上鸟瞰全城，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傍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73的感叹。先贤陆游更是以家乡为自豪，称“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74我们从这些肯定与评价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非同一般。
五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兴盛、遗惠至今的农业。
第一，粮食生产空前发展。
农为本，食为天，这是中国古代人们早已得出的结论，南宋时期绍兴更是在这方面发挥到了极致。
一是田地大量垦拓。南宋时的绍兴，与临安、苏州等地一样，移民很多，“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75陆游称自己“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76。移民的人口比例估计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77这样的结果，是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并进而使田地的垦拓成为必然。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河湖。南宋初，鉴湖被“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78；至南宋中期，湖面围垦殆尽，“填淤益狭，所余仅一衣带水耳”79。上虞“夏盖湖改为田者一百三十二公顷二十四亩”80。诸暨七十二湖皆“人占以为田”81。
围湖造田，其实是只顾眼前的得不偿失之举。大自然马上对此作出了反应，进行了报复，突出地表现为旱涝等自然灾害频次的加密与程度的加剧。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在贤牧良守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复湖一直是南宋时绍兴水利建设的一件大事。
与围湖垦田不同，值得大加肯定的是，海涂的改造利用得到了加强。宋宁宗庆元二年（），府属余姚知县施宿募民修筑海塘，“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82。这就表明，利用自然滩涂，进行围涂垦田，已经摆到了官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是农具极大改良。唐时出现的曲辕犁，以及有“辟荒刀”之誉的犁刀、人力型多用途工具铁搭、用于推荡禾苗草泥的耘荡、扯秧工具秧马等新型农具广泛应用，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三是生产精耕细作。秋冬时“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冱，土壤苏碎”；开春时，“再耕耙转，以粪壅之”83。传统的农业生产的三大环节——春耕备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南宋时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把握了。
四是水稻品种丰富。府属会稽、山阴两县所种植的水稻有56个品种84，早、中、晚一应俱全，籼、粳、糯应有尽有。
五是产量不断提高。会稽等县的稻作，亩产米在两石左右8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86。
六是麦类广泛种植。这与北方移民多、消费需求大、产出收益高、朝廷鼓励支持87等密切相关。所种作物包括大麦、小麦、荞麦三大类，每类又有很多具体品种，如大麦中有“堪作酒”的红黏糯88等。
七是杂粮名目繁多。主要有穄，即北方所说的稷，山乡高地多有栽种。粟，分早粟、晚粟、糯粟、木粟等数十种。豆，即北方所说的菽，既有一年一熟的蚕豆、红豆等，又有一年三熟的乌豆、青豆等89。
八是复种指数提高。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已经普及，“稻麦轮作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一年三熟的情况也是可能的”90。
第二，经济作物空前兴旺。
作为粮食生产之外的家庭副业，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水产、畜禽养殖为代表的多种经营，在南宋时的绍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商品经济的先行一步与活跃程度。
一是桑麻种植规模庞大。在大面积种植的同时，用途也得到了拓展。“柘，越中多有之。非但叶可供蚕事，其木文（通“纹”）理缜密而*色可爱，堪为器具”91。“山后布，颇有名……其初缉麻为缕”；“强口布，以麻为之”92。陆游诗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如“郁郁桑连村”93、“郁郁桑麻区”94、“桑麻郁千里”95、“桑麻满野陂水深”96、“千里桑麻无旷土”97、“夹路桑麻行不尽”98、“桑麻无际岁时丰”99等。
二是茶叶遍植各具特色。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绍兴是中国产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绍兴产茶始于东汉，至南宋时，已遍及各县，且出现了规模化、园区化的趋势。日铸茶、卧龙茶、丁堄茶、高坞茶、剡茶等，在当时都已是名茶。其中日铸茶居于第一，最为有名。“日铸岭……产茶奇绝，故谓之日铸。《青箱记》亦云：‘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今会稽产茶极多，佳品惟卧龙一种，得名甚盛，几与日铸相亚”，“其次则天衣山之丁堄茶，陶宴岭之高坞茶（一曰金家岙茶），秦望山之小朵茶，东土乡之雁路茶，会稽山之茶山茶，兰亭之花坞茶，诸暨之石笕茶，余姚之化安瀑布茶。”
三是果蔬种植成片成园。水果有葡萄、樱桃、枇杷、瓜、栗、梅、橘、柚、橙、桃、梨、梅等数十种。蔬菜有韭、葱、苋、芹、姜等数十种。有的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出现了具有专业化经营特点的园区。
四是花卉种养蔚然成风。主要有水仙、荷花、菖蒲、栀子、牡丹、杜鹃花、凌霄花等。山阴县的荷花及其莲藕、莲子有八个品种，兼具观赏、食用等多重功能。特别是夏日的夜晚，信步成片的植荷区域，香风拂面，心旷神怡，如入一尘不染的一方净土。“山阴荷最盛，其别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莲、千叶红莲、千叶白莲。大红荷多藕，小红荷多实，白莲藕最甘脆多液，千叶莲皆不实，但以为玩耳……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
今人以为时尚的菖蒲，早在南宋时就已十分流行。“昌（通“菖”）蒲，今会稽有一种……今人多以拳石或沙中种之，为几案之玩……此物种之易茂，但须岁一移种”。
种花弄草的流行，说明了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是社会新风的反映。
五是药材种植日趋活跃。主要有秋菊、玉芝、忍冬、刘寄奴等。“会稽昌安门内朱通直庄，有佳菊数十种。”“玉芝，出陶宴岭……日三枚，可以辟谷，令人精神旺而力不衰，盖仙药也。”“忍冬，出秦望山、鹅鼻山、三山及镜湖中水涯……治疽疮，解百毒，有奇效。”“刘寄奴，治金疮……今乡民每腹痛，辄煮饮其汁，亦多验。”
南宋时绍兴的药材，不仅种类多、疗效好，而且还出现了园圃化种植、药圃化经营的趋势。陆游诗中多处提到药圃：“僧招行药圃”、“引泉浇药圃”、“柴门药圃西”、“药圃幽寻芒屦湿”、“药圃按行新蔓绿”、“一脉泉通浇药圃”。他还专门作《药圃》五言律诗，里面写到了玉芝等数种药材。陆游活了86岁，这与他对家乡越医越药的了解、相信与应用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医中药，堪称精华。而越医越药，无疑是中医中药百花园里一朵璀璨夺目、光彩耀眼的奇葩。历史上，越人寿命较长，越地名人辈出，无疑有着越医越药的一大贡献。
鉴湖捕鱼
第三，水产畜禽空前兴盛。
一方面，是水产经营面广量大。南宋时，水乡绍兴的水产业得到空前发展。鱼类中，有鲻、鲈、鲤、鲫等数十种，既有在天然水域捕捞的，也有继承发扬范蠡在越地的首创精神，创新技术，搞人工养殖的。陆游诗中多有对渔民夜里捕鱼情景的描写：“行人畏虎少晨起，舟子捕鱼多夜归”、“斜阳收尽暮烟青，嫋嫋渔歌起远汀”。
养鱼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有的达到了相当的养殖规模。“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鳙、鲢、鲤、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以鱼苗数量之多、鱼类品种之丰、饲养技术之高、经济效益之好、鱼池面积之大、配套环境之佳来看，这已经俨然就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养鱼大户、功能多样的渔业园区了。
除渔业外，水生植物的种植也很发达，主要种类有藕、芡、菱、菰菜等，有的种植规模也是相当的大。“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葅，至美。”菰菜即茭白，“今谓之茭首，盖茭心生苔，至秋如小儿臂，其白如藕，而软美异常”；芡，俗称鸡米，“今山阴梅市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我们从这些规模化的水产养殖与种植业中，看到了南宋时绍兴发达的商品经济。
另一方面，是畜禽饲养品种多样。主要品种有鸡、鸭、鹅、兔、猪、狗、牛、羊等，我们可以从陆游诗中感受到畜禽品种的多样与饲养规模的庞大。“丰年留客足鸡豚”、“陂放万头鸭”、“丰岁鸡豚贱”、“荒陂船护鸭”、“儿童牧鹅鸭”、“群鸡暮还家”。陆游还专门作过《牧羊歌》，对牧羊的注意事项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对羊群的漫坡遍野进行了生动的描写。羊类的大量饲养，显然是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直接相关的。
不仅如此，南宋时的绍兴各地，甚至还生产出了风味特佳的酥酪，供人们享用。酥酪“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显而易见，绍兴的酥酪展现出了量少味浓、后来居上的优势。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北人口交融后，绍兴人饮食习惯的明显变化与商品意识的明显增强。
六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发达、特色鲜明的工业。
南宋时，源于绍兴的越窑青瓷，在诸多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具有明显地域标志性的丝织、茶叶、造纸、酿酒四大手工业的空前发达。
第一，丝织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仅以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宋高宗绍兴八年（）,“累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宋孝宗淳熙（4—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至此才减至10万匹。然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宗嘉泰元年（），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绸8匹、绢匹、小绫2匹、和买10万匹。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万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越罗在唐代就已很有名气，至南宋更是锦上添花，“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剡县所产之绫，最是有名。“陵，今出于剡县……惟樗蒲绫最盛。”剡县产的绉纱，极为精致，殊为难求，连当地人都很难经常买到。“剡出绉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服，如絓中雪。然虽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也。”诸暨产的茧布，其实是一种利用丝织成的绵绸，十分精致。“今诸暨之俗，絍缉茧绪，纤如丝缕，织之成匹，盖状似絁而缜密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诸暨产的绢，不仅为当地人喜欢，还远销杭州等地。“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亦不远也。”
第二，制茶业空前发达。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的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这种制茶、饮茶法作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的。正如时人高似孙所说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高似孙（—1）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晚年家于越，为剡县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日铸茶山
第三，造纸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而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纸之妙者，越之剡藤。”宋时，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致的用纸需求量的激增，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优势，继剡藤纸后，竹纸异*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中国造纸新纪元的到来。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绍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舒虽久，墨不渝”“性不蠧”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饶。”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绍兴酿酒业
第四，酿酒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越王句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句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有记载句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有记载句践以酒奖励生育的，“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务、和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由于糯米质量好、需求大，导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宋高宗建炎四年（）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粳米为钱四百”。
四是税赋贡献十分巨大。宋神宗熙宁十年（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092贯，位居两浙诸州第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的和买酒税课额达贯，两者合计达431贯，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酿”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天下独绝的绍兴酒。“湑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酒、东浦酒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
七
绍兴迎恩门老照片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繁荣、四方互通的商贸。
农业的增产、工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为南宋时绍兴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并使商贸业呈现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地域性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航运便捷，交通顺畅。
航运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流通的前提，今人讲“交通是先行官”，讲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结论。在古代社会，水上交通较陆上交通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因为水上交通具有运输量大、便捷、成本低、不易摔坏等特点与优势。北宋沈括根据当时的运盐之法，计算出每里的运输成本，陆路平均4钱/斤，水路平均1钱/斤，水路只为陆路的四分之一。这就使得官府重视了对水上交通的建设。
南宋中期，绍兴府有主要水上交通线11条，通航总里程里，通航能力最大的为载重量石的船只。这些主线，加上众多的小型水路，构成了内可通达全府各县、外能联接周边江海的航运体系。其中的西小江（浦阳江）水系航道，沟通了诸暨、萧山、山阴，并与婺州、杭州相通；东小江（曹娥江）水系航运，沟通了新昌、嵊县、上虞、会稽，并与明州（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相通。
浙东运河在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一时成为南宋*权存在和运行的生命线。它横亘绍兴北部平原，贯通了西小江、东小江两大水系，成为西通杭州、东通明州港的主要水上通道，*府纲运、商业货运、官民客运的水上*金通道。同时，由于南北对峙，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使节、商人不能取道北方，而钱塘江口又多沙滩，航行也有困难，因此往往改从明州经运河入绍兴、临安。所以，此时的浙东运河，也成了使节往来、海外贸易的*金水道。不仅如此，浙东运河还与汇聚于鉴湖的众多溪流、河湖相连通，造就了山会平原的水上交通网络。绍兴地处浙东运河的中间地段、咽喉部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望而知的，从中得到的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业态多样，经营活跃。
南宋时的绍兴府城，作为全府的商贸服务业中心，有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众多，分布广泛。城北与城南，形成了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与城市的越墙发展相应，城内与城外形成了13处市场，其中城内有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等6处，城外有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等7处。这就使得商业活动扩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二是市场细分，业务繁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商品的消费性商业更显发达。同时，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流通性商业蓬勃兴起，原来作为商业活动补充的餐饮、旅店、租赁等服务业异*突起，成为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城市商业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业态，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拓展与变化。
民营与官办的酒店遍布城内的街头巷尾。“激赏库酒楼，在照水坊；都酒务酒楼，在莲花桥。并郡守汪纲建。”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家酒楼是官办的。陆游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盛况。旅店业也是如此。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房屋、店铺、仓库类出租十分活跃。作为浙东路的首府和南宋事实上的先首都、后陪都，官府机构既众多又庞大，以致“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甚至连城市驻*也一度“皆僦居于外”。
夜市成为常态。如每年正月的元宵灯市，四方云集，百物汇聚，连周边州府、海外商人都赶来参与，场面十分的壮观。“正月既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府城商业的繁荣，同样反映在税额上。北宋神宗熙宁十年（7），越州全州税额为54贯，其中州城贯，占53%。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绍兴全府税额增至贯，其中府城贯，占59%；府城税额是熙宁十年州城税额的2.15倍，比熙宁十年整个州的税额还要多。
三是市镇勃兴，城乡互通。府城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商贸业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时的绍兴农村市镇，由北宋时的初兴进入了勃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鉴湖流域。
有学者研究认为，“到南宋中期，鉴湖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即有1处”。这些市镇与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会市、草市等，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成了城乡互通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市镇，为今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这些农村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业分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茶市、花市、鱼市、米市、酒市等。陆游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写到这些市场，如“兰亭之北是茶市”、“茶市纷纷趁雨前”、“柳姑庙前鱼作市”等。
这些市场不但分工专业，而且还出现了夜市等交易时间、活动方式上的明显变化。陆游对此也有具体描述，如“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
除有固定地点与场所的集市外，广大的农村还出现了货担贸易这种形式。从事货担贸易的人，俗称“销货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行走于广大的农村。“销货郎”的出现，表明南宋时，市场活动、商品交易已经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朱熹曾对此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这货担贸易，简直就是今日网购与快递的前身了。
第三，对外贸易，盛况空前。
南宋时绍兴的商贸，除了在府城与县城之间、县与县之间、城与乡之间进行外，与府外、海外的往来也十分活跃。
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南郊大型草市浙江市隔江相对的西兴镇，北宋时就已是绍兴西部与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至南宋，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更是十分繁忙。“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
西兴镇东侧的钱清镇，位于浙东运河与西小江的交汇处，因“一钱太守”刘宠的故事而得名。南宋时，这里船只、人员往来穿梭、昼夜不绝，街市、店铺熙熙攘攘、通宵达旦，成为绍兴西部的商贸重镇。陆游曾作《夜归》诗，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绍兴北部的三江口，是南宋时越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既有大量客商海船从四面八方而来，又有大量客商海船向四面八方而去。文献上记载，常有“闽商海舶”；“航瓯泊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三江郡东北，古戍郁嵯峨……年丰坊酒贱，盗息海商多”。所有这些，都写出了这里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正是通过这里，绍兴的丝织品、茶叶、*酒等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内外，海内外的珍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到绍兴，有的还通过绍兴输往临安和全国各地。海外贸易既是南宋时绍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又是南宋时绍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绍兴商贸业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市场经济在这里的率先萌芽、乡镇企业在这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人无我有的历史基础，因而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于今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八
绍兴古纤道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四通八达、排灌两便的水利。
南宋时，朝廷一直比较重视水利建设，绍兴地方官府也是如此。通过治水，减轻了洪涝灾害，方便了农田灌溉，利用了海涂旷土，开发了渔业资源，畅通了水上航运，促进了水城建设，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更为后世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第一，兴建水利设施。
经过南宋前几十年的修建、新建，到宋宁宗嘉泰元年（），绍兴府属会稽、山阴、上虞、萧山、余姚五县，共有堰、闸、斗门所，水利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新昌县知县林安宅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2），在县南创筑孝行砩，“长十余里，溉田一万三千亩，民赖其利”。实际上，这也是一项城市防洪工程。后来，知县涂相、宋贤等又相继整修，其效用一直持续至今。林安宅还在城内疏浚了七口水井，俗名“七星井”，供居民饮用，井今尚存两口，而“七星”之名流传至今。难怪他任满后，百姓于城中为他立像建祠；也难怪后人称，宋时有功于县者，安宅为最。其实，老百姓对于为*者孰优孰劣、孰好孰坏、孰办实公事孰搞花架子，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得很，只是有时候出于多种原因，不说而已。
上虞县于宋宁宗嘉泰元年（），在县东十里运河与通明江交汇处，设置通明南堰，以方便船只通行。“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通明）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高仰，潮至辄回，如倾注。盐船经此需大汛，若重载当谼（通“洪”），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坝，分导壅遏，通官民之舟。”这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实事工程。
第二，整治江河湖泊。
一是治理西小江。南宋之初，西小江与浙东运河交汇处的南北两堰上，“官舟行旅往来如织”，然“潮汛西下，壅遏不前，则纷然斗授，甚至殴伤堰卒，革日继夜不得休”。在这种情况下，宋宁宗嘉泰元年（），浙东茶盐提举叶籈应地方乡绅之请，募得万钱，于旧堰附近更筑新堰，并建屋供堰卒食宿，添牛助船过堰。“堰落成，人皆便之”。这简直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急了。
宋宁宗嘉定六年（3），海潮冲垮江口堤岸，淹没山阴县北部清风、安易两乡。知府赵倓组织重修堤塘，逐部石砌。嘉定十四年（1），知府汪纲进一步对江塘进行了修固，收效甚佳。
二是治理东小江。新昌县知县林安宅首创东小江上游修筑堤塘，并作县城东堤，“绵亘三里，以捍溪潦”，“东堤成，县治始获宁居，而民始免垫溺”。林安宅所为，恰如其名，真是位令百姓安居无忧的好官。此后，宋理宗宝庆（5—7）年间、宋度宗咸淳（—）年间，知县赵时佺、吴均又相继对东堤进行了重修。这也算得上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了。
三是恢复夏盖湖。上虞的夏盖湖，在北宋时遭到严重侵占，以致水旱频发。宋高宗建炎二年（8），因百姓之请，知县陈休锡罢境内湖田，夏盖湖得以部分恢复。建炎四年（），余姚人陈橐上书知州傅崧卿，详述废湖之害与复湖之策，可惜傅崧卿在任仅数月即转调婺州而未得施行，这也成了官员频繁调动之害的一大例证。宋高宗绍兴二年（），上虞知县赵不摇、绍兴知府张守奏请朝廷复湖，得到吏部侍郎李光等人的支持。于是高宗下旨，次年正式复湖。此后直至宋末，夏盖湖管护得当，不再被废为田，四方百姓普遍受益。
四是部分恢复七十二湖。诸暨的七十二湖，北宋末南宋初基本堙废垦田，以至灾害不断。宋孝宗乾道四年（8），绍兴知府史浩奏请复湖，宋孝宗诏其“选委谙晓湖田利害官，相度措置”，意思是叫这位知府选择熟悉情况的人，酌情办理，可惜没有了下文。乾道七年（1）十二月，有臣僚再次上言复湖，孝宗诏令知府蒋芾落实。蒋芾是位好官，他动用全府之力，“开凿约用六十八万一千五百工，每工日给米二升，计用米一万三千六百三十硕”，终于使得部分湖泊得到了恢复。蒋芾复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决策，落地是多么的重要；历史上的府县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一项用工68万多人次的工程的实施，是多么的了不起。
第三，为恢复鉴湖所做的努力。
鉴湖为东汉时马臻太守组织百姓所筑，是古越大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鉴湖是一面名副其实的镜子，它的侵与废，照出了人心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对鉴湖的非法围垦，在唐与五代十国时，已有零星出现。进入北宋，围湖垦田日益加剧，至宋徽宗*和（1—8）末，“湖之存者亡几矣”。至南宋高宗绍兴（—2）间，“所谓鉴湖者，仅存其名。”
整个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有识之士、贤牧良守们一直在为鉴湖的恢复而努力。北宋仁宗（3—3在位）时，给越州派来了蒋堂、范仲淹等好官，可惜他们的任期实在太短；仁宗发布了不少禁止围湖垦殖的诏令，可惜都成一纸空文；仁宗还*祐四年（9）追封马臻为“利济王”，而此时盗湖之风依然日剧。所有这些，不能不发人深思，令人叹息。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3），吴芾出任绍兴知府。在废湖而致灾严重、民大饥的困难情况下，他以工代赈，开始了有宋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复湖行动。据“估算，出工人数在4万人以上，清淤在0万立方米左右”，共恢复湖面顷，修治堰、闸、斗门13所。由于复湖有功，吴芾次年调任刑部侍郎，鉴湖治理也因此而告终。吏数变易，人亡*息，终究是吏治与*治的教训。
宋宁宗庆元二年（）五月，会稽县尉徐次铎作《复湖议》，详细记录了鉴湖侵废前的状况，力主增高堤坝，恢复鉴湖，可惜得不到实施。
除了蒋堂、范仲淹、吴芾、徐次铎外，越州通判曾巩、绍兴签判王十朋等等，都为鉴湖的延续与记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与马臻太守一样，永远活在绍兴人民的心中。
第四，疏浚与维护运河。
一是疏浚萧山、山阴县段。宋孝宗乾道三年（7），官府疏浚西兴至钱塘江沙河20里，西兴以东运河13里，并新置6处堰闸，“通使纲运，民旅皆利”；还报请朝廷安排专门力量负责日常管护，以落实长效机制，“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绍兴知府汪纲再次组织民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十七年（），汪纲“以往来渡者病涉”，又在西兴附近运河沿岸修筑沙路长1丈，“靡钱三千万，米千斛，桩筱五万有奇，逾月而工成”，“修阔平广，莫不以为利”。
二是治理会稽县段。为了解决鉴湖围垦而致的通航不便问题，宋高宗（—2在位）“命漕臣发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这实际上是会稽段运河与鉴湖分离的开始。
三是浚治上虞县段。“绍兴（—2）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宋孝宗淳熙（4—9）年间，上虞知县汪大定修通明坝（后称通明北坝），用于通行盐运之类的大型船只。宋宁宗嘉泰元年（），又在该坝南面新建通明南堰，专门用来通行一般官民之舟。同年，县尉钱绩对运河东段进行大规模治理，加固堤防，新建和修复孟宅闸、清水闸等调节设施。
九
《嘉泰会稽志》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精彩纷呈、绵延不绝的文化。
有宋一代，重文兴教，南宋尤甚。南宋时的绍兴，教育空前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与城市的辉煌、经济的兴旺形成了互相促进、交相辉映、良性循环之势，文教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地方官学空前发展。
一是硬件设施日臻改善。绍兴府学始建于唐代。宋孝宗隆兴二年（4），知府吴芾重修。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知府汪纲又大加增葺。
山阴县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1—1）年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知县赵汝駉请于府，得拨缗钱30万，使县学设施大为改善。宋理宗淳祐（1—2）年间，知县林顺再做整修。
上虞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4）。南宋初，知县叶颙等进行扩建修缮。宋孝宗淳熙十一年（4），知县刘筥重修。
嵊县县学始建于唐代。后几度兴废。宋高宗建炎元年（），知县应彬重修孔子殿。继任范仲将、姜仲开陆续增修，至绍兴五年（5）全部完工。宋孝宗乾道九年（3），县尉谢深甫再作提升完善。宋宁宗嘉定七年（4），知县史安之重建，为屋百区，规模宏大。
新昌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1—8）年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4），知县林安宅重建。
诸暨县学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宋孝宗淳熙六年（9），知县李文铸重建。后提刑王厚之又整治改造周围环境。
萧山县学初建于北宋后期。南宋初，知县陈南重建。宁宗嘉定十七年（），知府汪纲拨缗钱30万、米数十石大修。
余姚县学于南宋初，由余端礼、赵子萧、赵公豫等守臣相继整修。宋高宗绍兴十五年（5），增置射圃。宋宁宗庆元五年（9），知县施宿扩建，筑围墙，增学田，置书甚备。
南宋时的绍兴，是除首都临安外，地方官学办得最好的地方。难怪宋嘉泰《会稽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
二是官民子弟一视同仁。生员来源已基本上没有出生和等级的特定标准，普通百姓子弟也能入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三是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小学层次的启蒙教育，主要教材为汉代的《急就章》、唐代的《太公家教》及王应麟的《三字经》《蒙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内容包括识字、写作等语文常识，天文、地理等自然常识，生产、生活等社会常识，言行、举止等伦理常识。大学层次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经学、诗赋、策论等知识。其中经学采用统一教材。南宋后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著作成为法定的官学教材。
四是教育管理责任到人。主要由州学教授和县学学长负责，另有学谕、直学、斋长、斋谕等事务性学官各司其职。
五是教育经费制度保障。一方面，由官府拨款提供。另一方面，是设置学田。宋孝宗乾道四年（8）史浩任绍兴知府后，多方增置学田，后为守臣仿效。学田来源为官府划拨公田、官府购买民田、民间捐献等。
南宋对各级官学的重视，是强化和传承天下一统观念的现实需要，是朝廷力量与地方*绩的*治展示，官学因此而成了化成天下的施教场所。
第二，民间教育空前活跃。
一是家学——在家庭、家族内部进行的教育活动。以言传身教为最大特色，除传授知识外，特别注重人品教养、兴趣引导。如以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学兴盛，名人辈出。新昌石氏一门，家庭教育成效尤为显著，到南宋中期，先后登第者达29人。
二是私塾——私人从事的教育活动。其中，受聘于富家大族，专授其子弟的，称“家塾”或“族塾”。受聘于一村而设馆授徒的，称“村塾”。自行择地设馆，招收弟子的，称为“门塾”。私塾塾师多为未入仕或无意仕途的士人，其中不乏硕儒名流。后来担任绍兴签判的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就曾就聘于嵊县周汝士家塾。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汝士第进士，延十朋居家塾，宾师其弟子”，“后周氏登科相望，大都出十朋之门”。
三是义学——民间举办、面向贫穷孤寡家庭子弟的教育活动。宋代绍兴义学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贤士乡绅创办，多由创办人亲自教授或延请硕儒名流讲授，因而出现了学者众多、学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如南宋初，嵊县人周瑜创办渊源堂义塾，曾聘王十朋为塾师。同县人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义塾，先后请理学大家朱熹、吕祖谦讲学。新昌石待旦于北宋时创办的石氏义塾，新昌陈祖、陈雷祖孙创办的桂山义塾，山阴韩度创办的相韩义塾，嵊县姚景崇创办的姚氏义塾，嵊县王恺创办的金庭义塾，都很有影响。
义塾的大量出现，是好人愿意做好事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的绍兴教育体系完备的体现，更是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体现。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的了不起的。
第三，书院教育蓬勃兴起。
一是数量多。如由理学大家程颐弟子尹焞，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创办的和靖书院；南宋初，由周瑜创办的渊源堂义塾发展而来的渊源堂书院；宋孝宗淳熙四年（7），经略使、李光之婿潘铸创办的月林书院；淳熙（4—9）年间，吕规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宋理宗绍定（8—3）年间，竹柏勤创建的竹楼书院等。
二是名气大。宋孝宗（3—9在位）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府城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及嵊县的石鼓书院、鹿门书院等讲学，又在上虞西溪湖滨注《大学》《中庸》章句。南宋前期事功思潮的代表陈傅良，在绍兴多个书院从事讲学活动。
三是主旨明。书院特别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倡导古今相通、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主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科举成绩空前提升。
教育的会稽“为盛”，换来的是科举的会稽“为最”。教育空前发展的直接效果，是科举成绩的空前。
有宋一代，越州——绍兴府所属其中的山阴、会稽、上虞、嵊州、新昌、诸暨六县，共有进士位。其中：文科位，武科12位；北宋位，南宋位。北宋时平均每年登科1.12位，南宋时每年登科跃升到了2.29位。而此前的五代文武进士才9位，更前面的唐代为12位，此后的元代也只有24位。
再从状元情况来看，据《绍兴市志》和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等记载，南宋时绍兴府共有7位状元，他们是：宋高宗绍兴二年（）的石公辙（特奏）、高宗绍兴十八年（）的王佐、孝宗淳熙二年（5）的詹骙、宁宗庆元二年（）的莫子纯（因有官，充第二）、宁宗嘉定四年（1）的石继喻（特奏）、理宗宝祐元年（3）的姚勉（一说瑞州高安人）、理宗景定三年（2）的方山京（一说庆元慈溪人）。南宋共有状元49位，绍兴占了全国的14%多；以个州府来平均，则每个州府为0.26位，绍兴是平均数的27倍。
由此我们可以说，南宋时的绍兴，在全国所有州、府中，教育质量是最高的，科举成绩是最好的。其实，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定论：“国朝崇儒右文，眡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楙盛美，会稽为最焉。”
第五，学术流派风起云涌。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颇为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理学大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南宋前期和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
绍兴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而尤以朱学影响为甚。朱熹在宋孝宗淳熙（4—9）间，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著述，宣传自己的思想；在绍兴多有惠*，深得百姓拥戴。这就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绍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流派四明心学，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
这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绍兴学者，为新昌的石墩、石宗昭、俞浙等。石墩的学术倾向为“陆学”，但与朱熹交好，卒后，朱熹为其作墓志铭，表明了两位大学者兼士大夫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
第六，方志成例影响深远。
绍兴是地方志的故乡，从《越绝书》算起，绍兴地方史志的编撰已有多年的历史，修志成了绍兴人的优良传统。
有宋一代，是浙江方志的大繁荣时期。全浙修志种，其中绍兴24种，占12%；其中府志71种，绍兴有10种，占14%。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全国现存宋代志书28部，其中属浙江的有15部，占全国的54%；浙江的15部中，绍兴有3部，占全省的20%、全国的11%。
南宋时的绍兴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以幸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录》为典型代表。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由当时的绍兴知府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陆游为之作序。宝庆《会稽续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5），张淏撰。这两部志书，内容详备，体例严谨，风格独具，堪称方志“双绝”。
《剡录》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七年（4），县令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它不仅是绍兴的第一部县志，而且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更是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行文简约、征引赅博的方志佳作。
这三部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各种方志，具有集既往之大成、开未来之新例的意义，标志着府县志书体例的成熟定型，为后来方志的修撰起到了承古开新的作用。
第七，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金时代，此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后。
绍兴是宋代图书刻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宋时的官刻，尤为发达。除绍兴府衙、府学外，连驻在绍兴府的诸多路级机构，都竞相刻印，呈现出了主体多、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绍兴由此而成为几乎与临安相埒的全国刻书重镇。绍兴府刻印的有《古越图经》《论衡》《元氏长庆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三赋》《剡录》及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近百种。浙东提举茶盐司刻印有《周易注疏》《资治通鉴》《稽古录》等数十种。浙东转运使司刻印的有《通鉴外记》等。浙东提点刑狱司刻印的有《苕溪渔隐丛话》等。浙东提举常平司刻印的有《兰亭考》等。
除大规模的官刻外，民间家庭的私刻书籍，经营书籍的坊肆的坊刻书籍，也大量出现，陆宰、陆游父子就先后刻有23种之多。
与发达的刻书业相辉映，绍兴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藏书家大量涌现。
陆宰藏书在万卷以上，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特设书局负责抄录和整理陆家藏书。
陆游宦游各地，遍购书籍，将自己的藏书之室称为“书巢”，并作《书巢记》，称“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归隐山阴故里后，又将书斋改名为“老学庵”，并作《题老学庵壁》，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宋时新昌石氏，也是藏书世家。陆游在《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中写到，石邦圻建博古堂时，藏书多达2万卷。
会稽县诸葛行仁，虽布衣出身，却颇多藏书。宋高宗绍兴五年（5）六月，他向朝廷捐书卷，可见所藏之巨。
上虞人李光、李孟传父子，无书不读，至老不厌，藏书万卷以上。
王安石之孙王厚之，由临川迁居诸暨，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也是位书籍、古玩、字画的收藏大家。
南宋时绍兴的刻书、藏书之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八，诗文大家接二连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学发展的高峰，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南宋时的绍兴，更是以作家之多、作品之佳，而声闻当时，流芳后世。
宋代绍兴地区出现的诸多文学家中，成就最巨、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推陆游。陆游爱国、敬业、尚和，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为突出。他“六十年间万首诗”，至今尚存9多首，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词坛也颇有地位，存词余首，与辛弃疾并称“辛陆”。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有“南宋宗匠”之誉。
除陆游外，南宋时绍兴本籍的著名诗人、词人，还有上虞人、南宋“四名臣”之一李光；家住会稽玉笥山、以咏物词见长的王沂孙等。
南宋时，客籍绍兴的著名诗人与词人有：徐俯，江西诗派大家*庭坚外甥，以灵动自然的诗作见长，“卜居会稽山之南，卒葬伏虎山”。
朱敦儒，曾在绍兴任浙东提点刑狱，其词作多在口语化、散文化中，展现出婉丽清畅的特征。
曾几，以浙东提点刑狱卜居绍兴，其诗多在妥帖、平夷的语言风格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陆游等深受其影响。
李清照，曾先后三次客居绍兴，才华俯视巾帼、直压须眉，是南宋词坛婉约派代表性人物，作品个性鲜明，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易安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辛弃疾，力主抗金，曾于宋宁宗嘉泰三年（3）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任绍兴知府，善诗文，尤以词名世，人称“稼轩词”，《全宋词》收其词首，是宋代词作数量最多、词坛地位最高的一位，宋词豪放派的典型代表，作品给人以豪情激扬、飞动跳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感。
谢翱，宋末抗元失败后，曾留居会稽王英孙家，诗、词、文俱工，尤以诗见长，存诗余首，作品桀骜，有奇气。
林景熙，与山阴王孙英交谊密笃，应邀约来越，成为当时山阴吟社领袖。又与谢翱、唐钰等名士相交，参与收拾六陵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存诗余首、文40篇，作品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练，语言含蓄酣畅。浙江古籍出版社于5年、7年，分别出版有《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
第九，艺术大家层出不穷。
书法方面，绍兴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姚宽，宋徽宗宣和三年（1）由嵊县迁居诸暨，工篆、隶，曾考证《会稽刻石》的位置在平水鹅鼻山，所著《西溪丛话》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时正值青春时期，钟情*庭坚，勤练《兰亭序》，于弘扬*体与王书，发挥了上行下效的作用。
陆游书法
陆游，楷、行、草皆善，尤精于草，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身江湖心，聊寄华砚中。”
朱熹，善行书，犹擅大字。在绍兴时，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多有题跋，如《题右*帖》《题曹操帖》等。其《上时宰札子卷》《赐书帖》，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他书的“白泉漱玉”“梅墅堆琼”“叠书岩”，至今完好保存在嵊州贵门白宅墅村的访友桥旁。
辛弃疾，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迹《去国帖》。
杨桂枝，会稽人，宋宁宗皇后，以书法名于时，曾为太清宫书《道德经》石幢。
杨珪，杨桂枝妹，人称“杨妹子”，工书，所书有秀颖妍媚之态，亦善画。
绘画方面，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执焕，宋高宗时曾任殿前使臣，工人物，画迹有《尧民击壤图》《右*书扇图》等。
徐本，工杂画。其侄徐世昌亦善画，尤工花鸟。
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宋末官将作监主簿，世称王监薄。出生世宦望族，家富财资，雅节不凡，喜延致四方贤士，林景熙、谢翱、唐钰等节概之士皆相与游。善画墨竹兰蕙，雅洁潇洒，为时人所宗。
石刻方面，代表性的有：宛委山飞来石上，现存宋孝宗隆兴二年（4），吴梓才楷书题刻；宋宁宗嘉定十五年（2），知府汪纲等楷书题刻。
府山飞翼楼北下岩壁上，存有宋理宗绍定元年（8），知府汪纲等的楷书题刻。
除摩崖外，南宋时的绍兴，存遗了大量的碑版、墓志，均有很高的书艺价值。
除这些外，从宋六陵遗址出土的武士残像、瓦当残件及建筑装饰残物等来看，南宋时的雕刻艺术，也是颇为细腻生动的。
第十，佛教寺院遍布城乡。
南宋时，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基础与经济兴旺等优势，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了赐额广泛、功用广众、寺产广大、诸宗广传的鲜明特征。
绍兴合府有寺院所，其中府城27所、山阴45所、会稽44所、上虞34所、嵊县37所、新昌21所、诸暨66所、萧山35所、余姚35所。
代表性的寺院有：大善寺，南朝梁天监三年（）建。宋高宗建炎三年（），高宗南奔越州，以州府为行宫，守臣住该寺。
长庆院，唐永徽二年（）建。南宋时，祀抗金卫士唐琦于寺侧。
泰宁寺，吴越时建。初名化城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陆佃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赐名“证慈”，由书法家米芾题额。宋高宗绍兴（—2）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该寺为陵寺；又因慈圣攒宫欲将归祔宋哲宗永泰陵，遂改寺名曰“泰宁”。建宋宁宗永茂陵时迁建。因南宋诸帝陵在其周围，崇葺隆盛，规模宏大。
天章寺，宋太宗至道二年（）赐名。宋孝宗淳熙十年（1）重建，内有宋仁宗赐额、宋高宗御书《兰亭序》石刻。
天衣寺，原为东晋末年高僧昙翼结庵诵经处，会稽内史孟顗奏请为法华寺。南朝梁时，有天竺阿育王所铸金铜维卫佛像泛海至中国，梁武帝命置该寺，南宋时尚存。宋孝宗淳熙七年（0），皇子魏惠宪王赵恺卒，诏攒厝于寺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5），被盗挖。
灵秘院，建于宋高宗绍兴（—2）中。宋孝宗淳熙十年（9），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
十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江南无双、意义深远的皇陵。
南宋是绍兴地区自越王句践以来，最具浓墨重彩的历史时期。建于绍兴的南宋六陵，是南宋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第一，南宋六陵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
“南宋六陵”“宋六陵”“六陵”之名，见之于明神宗万历（3—0）《绍兴府志》卷首之《宋六陵图》、清万斯同辑《南宋六陵遗事》、清丁业辑《六陵劫余志》等。其实，这些名称只是俗称而已，其开始出现，可能与明代曾修复南宋六帝之陵有关。南宋一代实际修建的陵墓有14座，涉及两宋7位皇帝、7位皇后，其中南宋6帝3后、北宋1帝4后。这里依下葬的时间先后，简介如下。
孟后（昭慈圣献）攒宫。宋高宗绍兴元年（）四月，宋哲宗废后孟氏崩于越州。六月，就近选择会稽县上皇村宝山权攒，其地东南高山，西北流水，乃大吉之地。“神园方百步”；又将“一里许”之宝山证慈禅院改为泰宁寺以“寺供香火”，作为下宫。
宋徽宗永祐陵（郑皇后、邢皇后、韦皇后祔）。宋高宗绍兴十二年（2），宋金和议成，宋徽宗、郑后（显肃）、邢后（宪节）梓宫南返。建永祐陵于孟后攒宫“近北偏西”的五十步稍外，建郑后、邢后攒宫于徽宗攒宫北偏西处。绍兴二十九年（9），韦后崩，十一月掩攒宫于“永祐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围正西约一十九步”。
民国时期宋六陵孝宗陵封土墩及陵碑
宋高宗永思陵（吴皇后祔）。宋孝宗淳熙十四年（7）十月乙亥，宋高宗崩。次年三月丙寅，葬于永祐陵西北、韦后攒宫的“正西向南”，从驾崩至下葬相隔五个月零十天。吴后（宪圣慈烈）晚十年卒，祔攒于“永思陵正北偏西”“委是高阜”处。
宋孝宗永阜陵（谢皇后祔）。宋光宗绍熙五年（4）六月九日，宋孝宗崩。因有闰十月，历六个月零二十多天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处。谢后晚十四年卒，祔“永阜陵正北”。
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庆元六年（0）八月辛卯，宋光宗崩。历三个月十六天后，于十一月丙寅葬于“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大概为选永阜陵时认为“土肉浅薄，又皆窄狭”的不宜安穴之处。草草选穴，匆匆下葬，或许反映的正是这位“疯皇”的为人为事为帝吧。
宋宁宗永茂陵（杨皇后祔）。宋宁宗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宋宁宗崩。历七个月零七天后，葬于前述五座陵北侧“素擅形势之区，名为绝胜之境……天造地设，储之百年，以俟今日之用”的原泰宁寺处。宋理宗绍定五年（2），杨皇后（恭圣仁烈皇后）崩，次年四月祔永茂陵上下宫间。
宋理宗永穆陵。宋理宗景定五年（4）十月丁卯，理宗崩。历四个月十八天后，于次年三月甲申，葬于永茂陵西北的永穆陵。
宋度宗永绍陵。宋度宗咸淳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历六个月后，于次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穆陵西的永绍陵。
南宋皇室成员中，另有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因先于皇帝而卒，“神灵既安，并不迁祔”，所以不祔于皇陵，而均葬于临安西湖南山一带的寺院附近。宋孝宗嫡长子、庄文太子赵愭，宋宁宗太子、景献太子赵询，均未继位而卒，亦葬于西湖南山，今杭州“太子湾公园”之名，即因此而来。
还有，南宋九位皇帝中，除前述六位外，恭帝赵?与宋理宗谢皇后、度宗全皇后一起，于宋恭帝德祐二年（6）三月为元*所掳北上，后于元英宗至治三年（3）被赐死于河西。宋度宗子、端宗赵昰于恭帝德祐二年五月一日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景炎三年（8）四月十五日，端宗因在南奔途中惊恐成疾，死于雷州碙洲，年仅11岁。随即，宋度宗子赵昺被拥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二月，44岁的南宋丞相、抗元名臣陆秀夫，在宋*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负8岁的帝昺于崖山蹈海自尽，表现出了为臣之忠烈、为君之为国。
南宋九帝，一帝死于河西，一帝死于碙洲，一帝死于崖山海里，六帝葬于绍兴。因此，称南宋六陵是南宋皇家陵园，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皇家陵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广东的赵佗墓、江苏的朱元璋孝陵，都是孤家寡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南宋六陵是古代史上遭遇最惨的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措施。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历历可证，但多属个人所为，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且以盗取墓中宝物为主。而南宋皇陵所遭受的惨烈浩劫，性质极其恶劣，程度几近毁灭，实属空前绝后，令人发上指冠。
一是朝廷支持。“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杨琏真伽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朝廷保护宋陵，但朝廷均不予置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献给了朝廷，朝廷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
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杨琏真伽，是西藏僧人，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释氏”，将以密教为骨格的西藏佛教——喇嘛教作为国教，把八思巴“尊为国师，授以玉印”，杨琏真伽遂凭借与老师的关系，被朝廷授予“江南释教总统”之要职，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元代还实行地方“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使……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民皆属统理”的僧官制度。这一制度，赋予了僧人以极大的权力，这固然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与统治的巩固，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杨琏真伽披上了朝廷重臣的外衣，拥有了号令江南的权力，从而使得盗墓成了理由充分的官方决策，一呼百应的官方差事，肆无忌惮的官方行为。可以说，这是六陵浩劫的制度祸根。
事实就是如此，宋六陵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朝廷，刽子手是髡人杨琏真伽及其爪牙。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六陵浩劫的始作俑者。
二是丧尽天良。最先被盗的宋陵，是宋孝宗的次子、攒厝于山阴法华山天衣寺旁的魏王赵恺的坟墓。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伽，勾结天衣寺僧人福闻挖掘赵恺之墓，并将获得的大量珠宝送给了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宋六陵古松树
魏王陵的盗挖，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伽等的物质贪欲与*治恶意。于是，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宋六陵的浩劫。
对宋六陵的第一次盗挖，发生于盗挖魏王陵的当年八月，即至元二十二年（5）八月，充分暴露了这批盗贼迫不及待的恶毒心情。宋宁宗及其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四座陵墓。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并被刀架脖子赶出陵园。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一幕：杨琏真伽伙同演福寺僧人允泽等，“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之尸如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这两段记载，提供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其一，宋六陵首次盗挖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二年（5）八月内。
其二，盗挖早有预谋，事先煞费苦心，这从“争诉”“遂称”“说诱”“诈称”“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等文字记载上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三，盗挖宝物数量巨大，这从“劫取宝玉极多”“尽取宝货，不计其数”“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等记载中，可想而知。
其四，盗挖手段极其残忍，可以说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他们倒悬宋理宗尸体，后又“竟失其首”“断理宗头”，将理宗的头颅割下来，用“以厌胜致巨富”。
其五，泄愤报复。南宋诸帝总体上承袭了北宋制度，遵守“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礼制，均在七个月内下葬，惟宋宁宗从驾崩至下葬，时间长达七个月零七天，这是因为他的陵墓选址在泰宁寺，先拆寺，再建陵，耗费时间较多。泰宁寺先是作为南宋前期诸攒宫共同的陵寺，这次又为帝陵而迁，自然会有僧人们被迫、无奈、报复思想的出现，并可能经过长期的口口相传，使得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
上述两段记载中，有两处是关于盗陵次序的，一处写到“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一处写到“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这前一处将杨后排在最后，是合乎中国传统的先帝后后的排序礼制的；后一处将杨后排在宁宗之后，也是合乎皇后祔葬的礼制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共同的事实，六陵浩劫，首当其冲的，是宋宁宗的永茂陵。
而且从“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首先拿永茂陵开刀，是费尽了心机的。很有可能，几个月前的泰宁寺僧为首盗挖魏王陵，是投石问路；而这次的泰宁寺僧“盗斫陵木”，只不过是蓄意挑衅的伎俩而已。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此也可以说，小人报复，百年不忘。真是无良僧人，佛门败类！
三个月之后，这帮盗贼们对宋六陵进行了第二次盗挖。“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
诸陵尽盗挖，宝物尽劫取，骸骨尽毁弃，天底下、人世间没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了。“宁宗”最终难宁，“永茂”究竟不永。当年独尊天下，而今任人糟蹋。真是世事无常，人生无常。
丧尽天良，必遭天谴！杨琏真伽们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是影响恶劣。这种恶劣的影响，除了朝廷支持、官方背景与彻底毁坏、弃尸弃骸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祖陵尽盗，欲壑尽填。他们趁盗陵之机，浩劫一方宝货、田地、美女。“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田二万三千亩；私庇贫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不法分子粉墨登场，无耻之徒蜂拥而动，盗墓遂成风起云涌之势，江南地区此前留下来的祖宗安寝之地，普遍遭到盗挖。“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文化遗产，毁在这帮盗贼的手上。
另一方面，是物极必反，适得其反。元世祖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伽们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结果是适得其反，宋朝遗民的反抗情绪反而是益发高涨。直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六陵被盗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元朝的统治者们所没有想到的。真是过犹未及、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南宋六陵是南宋一朝特色最浓的历史文物。
一是宋六陵见证了艰难困苦的南宋历史。将首都称为“临安”“行在所”，将陵墓称为“攒宫”“暂厝”处，这种定性与表述，所要表达的，是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收复中原、归葬中原的希冀。
宋六陵从始建的孟皇后陵，到最后的度宗永绍陵，总体上体现了节约的思想。陵寝占地规模、地面建筑面积等，都比北宋皇陵要小得多。整个六陵陵区仅2.25平方公里，仅为北宋皇陵的七分之一。以北宋仁宗永昭陵与南宋孝宗永阜陵的营造费用作比较，后者约为八十万缗，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应当看到，从南宋的经济实力来说，是具备修建与北宋皇陵一样、甚至更高标准的陵墓的条件的。
再从建陵时间来看，秦始皇陵建了30多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汉武帝茂陵建了50多年，因“饗（通‘享’）年长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唐代诸帝陵的营造也是始于即位之初。而南宋诸帝陵墓建造时间均较短，且恪守“七月而葬”古礼。难怪后人称南宋仁*宽厚，也难怪明太祖朱元璋给出了“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的评价。
二是宋六陵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六陵的选址、布局、设计和营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思想，又反映了古代风水堪舆理论，既遵守典礼之规制，又适应山川之胜势，堪称建筑与文化、自然融会一体的典范。六陵建筑充分表明，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时代的烙印，是百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宋六陵在元代初期，遭到了杨琏真伽们的毁灭性盗挖。但在遭受盗挖的同时，罗铣、唐钰等仁人志士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此后虽仍时有毁坏，但也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明代时，以明太祖为代表，对宋六陵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加以封土，立碑墓前，定时祭祀。清雍正七年（9），朝廷要求绍兴地方官对六陵进行保护修葺，春秋致祭。中华民国时，宋孝宗陵四周尚有矮墙、享殿、御祭碑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孝宗、理宗陵的享殿等尚存。后将陵区作为劳改农场。1年，被绍兴县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年，由劳改农场改建为东方红茶场。5年4月15日，浙江省绍兴师范学校以采茶劳动的名义，从绍兴阮社迁往宋六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宋六陵地面建筑尽圮。4年7月，绍兴师专从宋六陵迁至绍兴城内和畅堂。9年，浙江省人民*府将宋六陵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年，绍兴县文保局对已暴露的地下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2—4年，绍兴县文保局对陵区进行考古勘探。4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对陵区开展地下遥感考古研究。0年，绍兴县文保局对南北陵区进行现场调查。
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李晖达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宋六陵。宋六陵遗址有目标、有计划、成系统的考古工作，由此拉开序幕。3年5月7日，宋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考古中正式发现了皇堂石藏子即地宫墓室遗迹。8年，在一号发掘陵区发现了可能是宋高宗永思陵上宫遗迹的全貌。年，在二号陵区发现了比一号陵区大殿大3倍、约平方米的五开间大殿及28个边长为1.8米的正方形磉墩。历史的尘埃，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拂去；历史的真相，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呈现。
对宋六陵及其遗址的不懈保护，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以及所有“有功德于民”者，“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松懈”的传统美德。这种敬崇先人的美德，实乃中华民族之天良，整个人类之天良，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六陵虽然历尽磨难，饱经风霜，毁坏殆尽，但还是残留了不少一般人并不经意，而实际上十分珍贵、甚至是价值连城的遗物，这实属难能可贵，尤显弥足珍贵。这些遗物，主要有“皇帝永茂陵”“皇帝永绍陵”“帝陵”“皇后陵”及《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等5通碑刻，以及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大桥东侧的孝仙亭董堰桥上尚存的“通灵桥”坐栏石及其铭文；有浙江图书馆藏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明成祖御制宋理宗陵祝文》等9纸祭文拓本；还有一定数量的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陶、瓷等生活器皿。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都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宋六陵蕴含着潜力巨大的发展商机。其一，宋六陵有江南独绝、寰宇罕觏的历史人文优势。宋六陵里有历史、*治、经济、文化、艺术，有丰富多彩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
其二，宋六陵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自然景观优势。六陵四面高，中间低，宛如一个精致的聚宝盆。周边群山逶迤连绵，林木青葱茂盛，新妇尖与御河遥相呼应，青龙山水库与宝山交相辉映，山水兼备，风景如画，引人注目。
其三，宋六陵有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的交通区位优势。这里地处绍兴古城的东侧，水陆交通十分方便，特别是可以与周边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双拥的富盛生态史林、诸葛山风景区、吼山风景区、东湖风景区、陶成章故居等名胜古迹，互补优势，互通有无。
如果将这三大独特优势充分地整合、利用起来，建设包括六陵遗址保护、南宋博物展陈、南宋生活体验、生态养生休闲等功能在内的南宋文化园，既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样板，又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更可以使宋六陵成为引人入迷的胜地。
十年前，知名乡贤、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撰文指出，“宋六陵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叹”，“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痛心。而且也暴露我们对古代王陵的保护极不一致的地域差异。北方诸陵，如明十三陵……保护得相当妥帖，不仅为后人瞻观，而且都成了旅游界关心的旅游资源……早年我曾经提出过恢复这座陵园的建议，但有关方面的意见……此陵早已徒存虚名，没有恢复的价值。这种意见，其实是既不正确而也失之公允的。”他还进而由衷地表达了美好的期待，认为“这是一处不容废弃的古迹，从当前来说，也必将成为一处引人入胜的游览景点。”令人欣慰的是，陈桥驿先生的美好期待，得到了有识之士们的赞同，更广大人们的共识也正在增进当中。
宋六陵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建陵、毁陵、护陵史。大自然早已沧海桑田，人世间也已翻天覆地。虽说是物是人非，其实已物非人非。想起这些，未免使人有悲欣交集之感。现在，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六陵进行更好的保护，在更好保护的同时进行更好的利用，在更好利用的同时进行更好的传承的时候了。
“后者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人多留下些值得他们自豪和夸耀的东西。《宋六陵古今》一书的编写，正是基于这一崇高而又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在酝酿与编写的过程中，浙江省*协葛慧君主席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绍兴市*协魏伟主席亲自为本书取名并审定框架结构，浙江省*协文史委、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市柯桥区*协、绍兴市柯桥区文旅局、绍兴市柯桥区文保所以及中国文史出版社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绍兴市*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牵头工作，特别是杨水土、俞志慧、郑嘉励、许学刚、宋晓以及王文运、宋晓薇和茹静文诸君，为本书的编写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从中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跃然纸上，文化情怀令人感佩。我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在想，《宋六陵古今》这本融专业性与通俗性为一体，雅俗共赏、图文并茂、古今贯通的文史资料集的出版，是会受到读者朋友们的欢迎的。因为它会告诉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国强民富，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因为它会激励我们，为了明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责任，去奋斗！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自然想到了今年这个春节的非同寻常。到今天这个点为止，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微不足道”“视而不见”的病毒，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为了防止疫情的再扩散，人们普遍被建议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做好自我保护。由此可见，人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人类要认识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随心所欲、得心应手的时候，更断断不能在大自然面前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这与南宋与六陵颇有相似之处，南宋存在了年，而六陵被毁却在瞬息之间。由此也可知，人类应当更加敬畏自然，更加尊重历史，更好总结经验，更好吸取教训。今天是大年初一，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只争朝夕，努力前行吧！
冯建荣
0年元月25日，庚子正月初一，晚9：45于寓所
注释：
1、俞兆鹏《南宋人才之盛及其原因》，《杭州日报》年11月14日，第7版。
2、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6年第5期，第99—页。
3、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0年版。
4、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杭州研究》年第2期，第49—52页。
5、李刚、贺林平、陈娅楠、张悦《“南海Ⅰ号”成功出水》，《人民日报》年12月23日第2版；崔勇《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圆满完成》，《文博中国》
72、[宋]熊克《中兴小历》卷二十。
73、、[宋]王十朋《会稽三赋》。
74、[宋]陆游嘉泰《会稽志》序。
7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建炎三年四月》。
76、[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四《杨夫人墓志铭》。
77、何忠礼《南宋的建立及其对绍兴的影响》，载《中国柯桥·宋六陵暨绍兴南宋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年版，第页。
78、、[宋]王十朋《梅溪集·后集》卷二十七《鉴湖说》。
7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一》。
80、82、[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湖》《海堤》。
8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
83、[宋]陈旉《农书》卷上《善其根苗篇》。
84、88、8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草》。
85、据宋朱熹《晦庵集》卷十六《奏救荒事宜状》推算。
86、据宋王炎《双溪集》卷十一《上赵丞相书》、宋廖行之《省斋集》卷四《石鼓书院田记》、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四十四《桂阳*劝农文》等所载推算。
87、《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孝宗乾道七年（1）十月，诏东南诸路“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孝宗淳熙七年（0）七月，“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后“每岁如之”。
90、、陈国灿《南宋时期绍兴府乡村经济述论》，《中国柯桥·宋六陵暨绍兴南宋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年版，第页、第—页。
91、[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四《草木》。
92、、、、、、[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布帛》。
93、94、95、96、97、98、99、、、、、、、、、、、、、、、、、、、、、、、、[宋]陆游《春晚书斋壁》《秋日遣怀》《喜雨》《西村·今年四月天初暑》《晚春》《初夏绝句》《题野人壁》《春尽记可喜数事》《小筑》《舍西夕望》《自笑》《休日感兴》《山居》《初寒》《渔歌》《游山西村》《稽山行》《随意》《小立》《泛湖至东泾·春水六七里》《幽居初夏·梅坞青*子》《上元雨》《湖上作》《兰亭道上》《思故山》《秋夕书事》《晚兴》《三江》《小饮梅花下作》《暇日弄笔戏书其二》，均见陆游《剑南诗稿》。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日铸茶》《兽》。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鱼》。
、参阅拙文《瓷源——中国越窑青瓷简史》，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8年版，第—页。
、、、[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和买》。
、参见孙可为《绍兴丝绸史概述》，《丝绸》2年第6期，第41—45页。
、参见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文物》4年第10期，第31—34页。
、[宋]陆游《安国院试茶》。
、[宋]高似孙《剡录》卷十《茶品》。
、[宋]高似孙《剡录》自序。
、[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物产志二》。
、[宋]高似孙《剡录》卷七《剡滕》。
、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6年版，第页。
、[宋]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纸》。
、《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
、《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顺民》。
、《吴越春秋》卷十《句践伐吴外传》。
、《国语》卷二十《越语上》。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七·酒》。
、、[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八孙因《越问·越酿》。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
、[明]万历《会稽县志》卷三《物产·谷》。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七。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一》。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八《八县》。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市》、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市》等。
、、[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一《场务》《*营》。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一《桥梁》。
、[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安抚司签厅》。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七《寺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五《课利》。
、[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十六《礼三》。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九《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法云寺观音殿记》。
、[清]杜春生编录《越中金石记》卷三。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堰》。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水利六·绍兴府》。
、[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
、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卷八《水利》，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八》。
、、、、《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越州水》。
、盛鸿郎《绍兴水文化》，中华书局4年版，第页。
、[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四《堤塘》。
、[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一《县学》。
、[清]康熙《嵊县志》卷九。
、[宋]嘉泰《会稽志》卷三《进士》。
、拙文《爱国敬业尚和》，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8年版，第—页。
、[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三《人物》。
、拙文《绍兴佛教源流考》，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8年版，第—页。
、[宋]《中兴礼书》卷二百五十六。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七》。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四》。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礼·凶礼》。
、、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中华书局年版，第页、页。
、、、、《元史》卷二百零二《释老传·八思巴》。
、[清]《续通志》卷五百八十五《佞幸传·帕克思巴传》。
、、、[元]周密《癸辛杂识》卷上《杨髡发陵》。
、[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三《陵墓志一》。
、参阅陈朝云《南北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4版。
、何忠礼、俞观涛《南宋六陵考略》，《杭州大学学报》5年第2期，第—页。
、、《晋书》卷六《索靖传·索綝》。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庚辰》。
、参阅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越国文化博物馆编《宋六陵遗物萃编》，西泠印社出版社1年版。
、[晋]王羲之《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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